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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科技双辉煌（第3页）

《史记》开创了我国又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

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

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的开始。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中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汉武帝搜求、收藏遗书和天下计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从汉初到汉武帝，搜求和收藏遗书、天下计书的活动成了汉代的一种传统。

为利用这些书，就需要分类整理、校对、编订书目。

成帝时因书颇散亡，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

。

每一书校完后，刘向都条其篇目，写出提要奏上。

刘向死后，哀帝令其子刘歆继父业，总群书提要与目录，编为《七略》。

所谓《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删节《七略》的基础上写成的。

这是中国家藏书的第一部分类目录学著作。

它的出现，对于书籍的收藏、利用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秦朝焚书、严禁藏书，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的严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继承汉初搜求遗书的做法，建立了一套搜求、收藏遗书的制度，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无疑起了极为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重视和积极评价。

汉武帝对礼、乐、诗、赋都很重视和倡导，“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

这就是说，礼能使人区别贵贱等差，乐可以使人目标、感情一致。

这有利于维护和协调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亲疏贵贱尊卑的社会关系。

武帝倡导诗赋也有原因。

他尊儒，儒家提倡诗教，《礼记·经解》: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又云：“不学诗，无以言。”

古代臣下谏君主，常弓用《诗》作谏词。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而采集民歌又可了解民间疾苦和政教得失。

除这些原因之外，汉武帝倡导诗赋也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

在武帝倡导下，乐府歌诗和汉赋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乐府歌诗的发展。

中国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称“乐府”

。

这一官署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词也称为乐府。

乐府歌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和乐府所采之诗均名之曰“乐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