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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接，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外无学”

，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

，也都是心的化身。

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地去“存天理、灭人欲”

了，只要“致良知”

就可以。

朱熹认为，人的“行”

发自内心，而“知”

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

。

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

“心外无学”

“致良知”

“知行合一”

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渡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

但是，如果从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来分析，这里所说的“心”

“良知”

等概念还是朦胧迷离的。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片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

就我涉猎所及，他讲得最为深入。

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哲学家都很了不起。

我曾在一篇写岳麓书院的文章中记述过朱熹晚年受迫害，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蔡元定诀别的感人情景。

我又在一篇写家乡的文章中评价过王阳明先生的惊人生命力。

王阳明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健全生命。

我仰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乡。

在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有这么健全的生命，这一事实，常常使我产生自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