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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骂（第1页）

曹雪芹写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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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是一门语言艺术，而挨骂，则是一门行为艺术，《红楼梦》中几乎写尽了中国人的骂和被骂。

我记得1957年的秋天，因为写了一篇小说《改选》，在当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以后，被划为“右派”

。

当右派，并非一戴右派帽子就了事的，还要加以批判，加以声讨，加以群众围攻，加以低头认罪，是有一整套所谓政治运动的程式要进行的。

在北京东单三条我们机关接连好几天的批我的大会上，一位当时的剧作家，对我将在《人民文学》上要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开头的一句话“太阳渐渐地落下山去，天色也渐渐地沉重起来”

说：“看这个李国文，心理多么阴暗，思想多么反动，他不写太阳上升，偏要写太阳落山，是何居心？”

我只好哑然。

因为对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这位剧作家，这种几乎不懂文学常识的批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也许我脸部表情，有那么一丝丝不屑回答的表现，激怒了他，也激怒了运动积极分子，就有人跳起来喊口号，要我放老实些，要我端正态度，要我坦白从宽。

在场的我的那些同事，也一齐随着呐喊。

这位剧作家来劲了，用手戳着我的额头，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他破口大骂起来：“你算什么东西？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到了“文革”

期间，我不禁额手称庆了。

那时的红卫兵已经把毛主席比喻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如果这个时候，这位剧作家挑头说我太阳落山，是攻击伟大领袖，我还不被当场打死？不死也得脱层皮。

于是，想想，被骂两句，又何妨？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致杨杏佛先生一书，云：“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像胡适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我是绝然做不到的，我通常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路上挨狗咬了一口，你能追着去咬那条混蛋狗吗？这么多年挨骂（有时还要挨打）以来，我渐渐相信老天眼不瞎，我渐渐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也看到那些咬人者，并没有得到上帝格外恩赐的红包。

这都是往事了，那个骂得我狗血喷头的剧作家，最后“疽发背而死”

，现在，连东单三条开批斗会的那座院子，也早化为乌有了，成为东方新天地。

我因为那篇小说《改选》，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

。

我学会的唯一聪明，从那以后，我尽量不写“太阳落山”

，而学海明威，写“月亮升起”

。

然而太阳该落山还是落山，包括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也作古多年了。

骂，不仅仅是国粹，外国人骂起人来，也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