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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的汉子精神（第5页）

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

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

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

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

或“赴水而死”

的？试想，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竟然袖手旁观；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竟会坐视不救，与理与情，与这个年轻人后来所表示的凛然大节，也绝不会听任陈子龙去送死。

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之百地可信吗？我是不大相信的。

就以当下而言，大家都还健在，大家都还活得好好的，大家的记性还没有完全丧失，就有人伪造自己的辉煌。

以今鉴古，便知《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地写出来。

话说回来，诚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

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

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

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如果不怕亵渎先贤的话，这两位殉国者死得太早太快，来不及写什么捞什么来光大自己，没能骗到大把版税和稿费，真替他们感到遗憾呢！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尽管，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

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

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

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

，就相当难堪。

我承认我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

，到60年代的“文革”

，不止一次地“没起子”

过。

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

朋友，以及自称的“漏网右派”

，非要扎进这个堆里求“光荣”

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呀？

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

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谁不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时刻准备着撅腚挨打，一副可怜相呢！

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作为中国人，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按各自的可能，走各自的路。

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

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1689）、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跌宕起伏的时代，出奇伟磊落的作家；平庸乏味的时代，出无病呻吟的作家；那么，堕落下流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专写脐下三寸的裤裆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