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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的汉子精神（第6页）

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黏不住坐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文字。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

唯一的例外，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朝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青楼纵**、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泡小姐、耽溺歌场舞榭、言必“性”

字当头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

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

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年间，仍有一部《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

就是这个道理了。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时期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朝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

的夏完淳，必然会在塘河某处河汉的苇**里，凝视黑暗的远方，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在狱中与其岳父有一席谈话：“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

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

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

因为，无论陈子龙，还是夏完淳，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了。

“文革”

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

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

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

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

？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

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

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

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

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

的，然而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被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民族英雄，作为风骨铮铮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