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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忏悔（第3页）

吴梅村在词中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咎、自责的心情，尽管相隔数个世纪，字里行间，仍能让人体会到愁肠千结的苦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

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十二。

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

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

，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

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

，“天下好事皆归子”

了。

他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他是极具才华、极富学问，同时又极善科举应试的全才。

考中状元者，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

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

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作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

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

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之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

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

那几年间，他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

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的盛世况荣。

毋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他从23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一是高第入仕，衣绯着紫；二是文章翘楚，领袖群伦。

于是在当时江左的文坛上，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并列为“三才子”

。

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

。

清朝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进一步原谅了他：“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

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伟业胜于钱谦益，更胜于龚鼎孳，是毫无疑义的。

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

钱谦益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鼎孳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伟业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

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

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

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