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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忏悔（第4页）

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了。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

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一是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二是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都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

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慷慨激昂的散文。

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

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便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

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发声的时候，你可以发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

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使他很快进入状态，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

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

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

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

，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

据说，他那一番声情并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

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

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待的地方。

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啦！

于是，他到南京鸡笼山，就国子监司业的那份闲差，虽是冷板凳但离开了京城的险恶漩涡，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生觉。

从他事后一首《送何省斋》五言古诗所写：“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

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

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

濯足沧浪游，白云养身世。

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

似乎还有炫耀其觉悟不晚之意，其实，“拔脚”

即北京话的“撒丫子”

，撇开“风尘”

中的并肩战友，单独开溜，好像并不是光彩的事。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应该是崇祯的决策。

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的。

但在收拾了好几个复社同党后，居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摆脱困境。

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存在着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他二十多岁，连捷高中，为明崇祯四年一甲二名进士，立为世人瞩目。

这也是刚登基不久的朱由检，对他十分赏识，并加以回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