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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忏悔（第7页）

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

，不到30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

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

。

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

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

这次“和合之局”

，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统治者从中渔利。

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是相悖的，但吴梅村却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他认为是值得一试的。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起来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和小小学官而已。

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但他终于决定不当志士，而要当顺民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一步很难迈出，因为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长诗《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编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对降清的吴三桂持批判态度，现在却轮到他蹈其覆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嘛？情何以堪？因姻亲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之荐，吴梅村受征入京，官秘书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陈名夏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时为多尔衮手下最得意的红人，而尊为皇父的摄政王，比皇帝更皇帝。

这样的政治背景，要说他丝毫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可改弦易辙，效忠新朝，好景不长，那靠山多尔衮就死了。

多尔衮被顺治清算以后，陈名夏被宁完我劾，处死。

吴梅村一看形势不好，顺治十三年，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

嗣后，居家至死，享年63岁。

为大清王朝服务了三年，吴梅村后悔了一辈子。

吴梅村死前说他“心力俱枯”

，除病魔缠身外，一是他所说的“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的“苦”

；二是他仕清三年，那失节的痛苦，那背恩的谴咎，那至死也不能自谅的“悔”

。

这内外压力，恐怕是更重要的死因。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临终诗四首》之一）

可吴梅村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在京三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唯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

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

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

吴梅村先为大明遗民，颠沛流离，命途多舛；后为大清官员，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再回来为民，头顶上仍是悬着“达利克摩斯之剑”

，不定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

（《与子璟疏》）这种处于高压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当然也不是吴梅村的个人体验，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代里，谁不是诚惶诚恐，惕息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