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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箴言（第1页）

斯威夫特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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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是一种艺术，能发现那些不能看见的事物。”

这是十八世纪中叶，一个名叫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不得意的英国神职人员说的话。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对于未来的思虑，其实也就是远见。

一个鼠目寸光、鸡零狗碎的作家，大概是写不出大作品的。

倘无高瞻远瞩的气概，出乎眼前功利的考虑，迎合什么人的需要，也许能写出一些应景的，凑热闹的，纯粹为了邀好的作品。

但历史却像一面无情的筛子，凡缺乏太久远意义的文学作品，很快会从筛孔里跌落下去。

因为文学史本是一艘承载重量有限的船只，它不可能无止境地把那些车载斗量的三等品、等外品都留存着的。

斯威夫特所说的这种作为一种艺术，能够发现那些看不见事物的“远见”

，既是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外部观察，恐怕更是作家对于主观世界的内在认识。

有的人，善于他见，而不善于自见，议人时喙长，道己时嘴短。

因此，对待别人的事情还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番，对待自己的问题就难免懵懂，感情用事起来。

于是，不免要纠缠于身边的是非，眼前的得失，瞬刻的长短，而莫衷一是，或陷入于狗屁不顶的褒贬扬抑，吃饱了撑的说三道四，纯系小儿科的喜怒哀乐，无聊透顶的争嘴斗气之中而无法自拔。

真是应该铭记牧师先生这句有关远见的箴言，犯不着把艺术生命消耗在无用功上，实在是不划算的。

因为，斯威夫特还说过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为真理而发的火热心，十之九可能出自盛烈的火气，或强暴的野心，或满盈的骄傲。”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干正经事是多么迫切和只争朝夕了。

这大约在十七～十八世纪说的话，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还挺有针对性的，正好说明这个斯威夫特的“远见”

。

他就是写过一部如今大家都知晓的《格列佛游记》的英国作家，这部小说1726年出版以后，受到英国人民的欢迎，两个多世纪以来，译成几十种文字，流传世界，深入人心。

《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和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讽刺大师之一”

。

而在稍后一些时期的东方，中国有位叫李汝珍（1763～1830）的穷酸文人，在书斋中忽发奇想，写出一部《镜花缘》，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于幻想力的小说，不算过分。

在人类文明史中，常常发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系统中的不约而同的文学现象，遂产生所谓比较文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科。

两个地区，哪怕隔着大洋，一个在地球的这面，一个在地球的那面，即使在毫无沟通的古代社会里，也会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令人惊奇的彼此呼应之处。

虽然那时中国的茶输入英国，英国的钟表也成为皇朝的贡品，但英国人对于中国文学，或中国人对于英国文学，所知道的情况基本上是零状态。

《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女儿国，两位作家的艺术构思，竟是如此吻合，真叫人拍案叫绝。

而且这两个绝对隔膜的作家，所写出同属海外奇谈的作品，都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说明随着时代的进展，视野的扩大，人类已经不再满足视野所及的疆域，触角开始向海外延伸，也就是“远见”

在作家的头脑里发生作用。

于是，便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为文学史掀开新的一页。

那时候，世居北京郊区大兴县的李汝珍，断没有办法和那位住在都柏林的斯威夫特取得联系，从他那儿得到借鉴或者启示什么的。

而且那时的中国文人，自恃天朝人氏，不屑与夷人打交道。

不像时下某些出息不大的作家，一见洋人，马上立正，不敢稍息，脸上五官挪位，两肩胁起谄笑，面开莲花，拼命巴结，对外国人放的每一个屁，都如聆纶音地引为圣旨；然后转过脸来，像上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一样，狐假虎威，用那些洋名词轰炸中国文坛，作假洋鬼子状。

李汝珍一没本钱雇几个评论家给自己鼓吹，二没资本组织一帮加里森敢死队，为自己冲锋陷阵，**平天下。

所以，斯威夫特也就无法知悉中国的北京郊区，有他一位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