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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箴言（第2页）

不可能向他发邀请函，或者签发一张绿卡，请这位穷儒生到英伦三岛一逛，尝一尝烟火腿，喝一喝下午茶。

然而，他们这种文学家的远见，在探索的领域里，却于无意中碰撞到了一个题目上。

但是，细细品玩，《格列佛游记》是毫无疑义的世界级作品，而《镜花缘》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也不可能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并肩媲美，这其中颇有耐人思索和令人丧气的地方。

应该说，李汝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人，第一，他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绝非那些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者可比，鲁迅称他“于学无所不窥”

，我想我们当代作家能当此评价者，几乎是凤毛麟角。

他所洞悉的那些学问，有的已经失传，连他同时代人都未必了了，何况我们这些浅薄的后辈。

第二，更令人赞叹的，是他能在那样一个闭塞禁锢，礼教束缚，文网罗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社会里，居然臆造出君子国、女儿国等等充满无比想象力的，对冬烘先生、道学之徒来说，纯系无稽之谈的神话故事，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启蒙意义的行为。

值得钦佩的倒不是他善于幻想的能力，而是他的勇敢精神。

对由盛世而走向衰败的清政权来说，虚弱到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恨不能将老百姓束缚得像僵蚕一样，除了官方规定的一种声音外，任何浮想联翩的文字，都被视为异类。

不但非礼勿听，还要非礼勿想，既不许有错误的思想，也不许有正确的思想，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如此被深信不疑。

所以，李汝珍能跨出这一步，告诉他的读者，天外有天，世外有世，有皇帝力量达不到的所在，有誓不回头愿终老于域外的先行者……这种鼓吹开放、走向世界的精神，在闭关锁国的时代，着实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终究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成长的知识分子，难免有其先天的不足，和依附于强力阶层的软弱。

“知识分子”

这个词汇是五四运动时期，从英文Iual翻译过来的，在古汉语中只有相类似的“士”

这个单字。

而一代一代的“士”

，虽是中国文化血脉薪火相传的主力，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于称之为“士”

的这些人，从来十分敏感。

像烫手山芋一样，扔也不是，拿也不是。

尤其忌畏那些启迪民智的作家与诗人，是须臾也不敢放松警惕的。

皇帝通常采取的办法，倒也简单，和对待地里的萝卜白菜差不多，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长，成为御用文人，给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不按我的意思长，对不起，倘在地头边角，不怎么碍事，也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若是成势连片，形成气候，有可能给统治者带来麻烦时，好则薅掉枝叶，孬则连根铲掉。

那些不大肯驯服的“士”

，要是不想成为文字狱的对象，就必须懂得谨言慎行的必要性。

于是，我们也就知道李汝珍的脚步，到底能走得多远了！

大清王朝这块土壤，和提供给那个都柏林人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拥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对社会的批判权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

这部《镜花缘》才跨出去不太坚实的一步，刚刚开始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甚至还没有拓展开来，那灵魂中的宪兵就站出来，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脸正经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纲五常的正统中来。

首鼠两端，虎头蛇尾，写到最后，也就只有莫名其妙，而不知所云了。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也没有理由要求他和斯威夫特一样，不是他没有远见，而是不敢远见，这也是文网如磐下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剧。

要命是第一位的，成为钦犯，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如果查一查梁山泊忠义堂前的那块碣石，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中间，称得上为“士”

的好汉，在众英雄中是很少数。

因此，回想自己少不经事读《红楼梦》时，很难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老是念叨皇恩浩**，老是表态不敢犯上作乱。

而如今当我年逾花甲，也经历了一番人间沉浮以后，才悟到这正是旧时文人之可怜可悲之处。

之所以具有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就因为怀着弄不好要杀头的恐惧呀！

如果曹雪芹没有这种时代的局限，没有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汪洋恣肆地写去，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将不知是一部怎样辉煌的《红楼梦》。

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白，但非常遗憾的是：它的二等品的文学评价，是无法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相比拟的。

不是李汝珍的错，而是这块文学土壤太过于板结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