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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箴言（第3页）

斯威夫特始终是一个具有锋芒的批判者，他把握住文学的这支最主要的武器，虽然“他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但对宗教的伪善、横蛮、贪婪、腐败及其负面影响的攻击却不遗余力。

他也不放过政治圈内和社会里头人、事、物的不义与丑恶”

。

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论著中，更有许多“下笔明快之外有时更不乏犀利”

，“幽默讽刺意味相当浓厚”

的文字。

他说过他的《格列佛游记》在于：“使世人烦恼，而不是供他们消遣”

，他主张文学家应像蜜蜂一样博采古今精华，制成蜜和蜡，为人类带来“甜蜜和光亮”

，而不是一面自吃自吐、肮脏无益的蜘蛛网。

所以《格列佛游记》的生命力至今不衰，一方面是他创造力的迸发，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赐予。

其实，李汝珍的内心世界，并不比斯威夫特差池到哪里去，但时代对于他的局限却远过于斯威夫特。

作为道光年间的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一个早年曾任治黄衙门的小官，一个不能不循规蹈矩、甚至还要道貌岸然的中国人，即使这些微的突破，也是件艰难的事情。

李汝珍在书中展开那一点点非正统的想象，敢于说出一句或者半句绝不是圣上提倡的话，也就难能可贵。

譬如他主张男女平等；譬如他反对迷信；譬如他对八股文、科举制度的歧议；譬如他希望真诚，对假道学、伪君子深恶痛绝等等，都是与大众径庭，甚至是犯忌的见解。

平心而论，你我要是生在大清道光年代，说不定连个屁也不敢放的。

这也是我们无法向曹雪芹，向施耐庵，向李汝珍，向所有的前人要求更多的隐衷所在。

在文学领域里，能够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也许并不少，但是有勇气突破时代局限的作家，终究是不多的。

而能够在压力和限制下写出极致的顶尖作家，那样的天才和大师，在一部文学史上也是数得过来的。

因此，联想到时下一些动辄指责前人软弱、窝囊、怯懦、卑劣的“英雄好汉”

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恐怕是最起码的唯物史观了。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事后张目，不算英雄。

要不然，你单兵出列，做一个示范的样子，让大家瞅瞅。

不过，上帝给了风华正茂的人一张说大话的嘴，也就只好听他们信口雌黄了。

稼轩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斯威夫特也说过：“如果从年轻之日开始，把自己对爱情、政治、宗教、学问等意见全部登记下来，到老年的时候，入眼的会是一大堆何等样的前后抵牾和自相矛盾。”

然后，必定如他所说的那样：“智者用他一生的后半段治疗他前半期所养成的愚昧、偏执和错见。”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斯威夫特所说的这些，“远见是一种艺术，能发现那些不能看见的事物”

也还值得玩味。

恐怕与毛主席诗云“风物长宜放眼量”

，大致精神是相通的。

若是从鼻子底下一亩三分地解放出来，无论对人对己，还是对事对物，都能够把目光放远一点，时代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充分用够多少，不斤斤计较于过去，不锱铢必较于现在，肯定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而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肯定会写出自己的极致。

若鸡毛蒜皮，没完没了的话，恐怕就要陷入画地为牢的怪圈之中。

但光阴似箭，时不我待，艺术生命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一天到晚，如东坡先生所形容的那样，“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

，那才是对不起自己的极大浪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