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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雅努斯现象（第3页）

生前公布的日记，如此；死后出版的日记，也如此。

除非你的敌人要出你的洋相，越臭的事，才越乐意端出来。

否则，为贤者讳，总是要遮遮掩掩的。

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的序言里说过：“吾乡的李慈铭先生，就是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

……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抄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

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

因此，中国文人的日记，无非两种，一种是他所说的“日记的正派”

，是给自己看的，假的东西少；一种是李慈铭先生这种写给别人看的，真的东西便不大会多的了。

这样，为自己记日记，肯定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无须什么顾忌。

而为别人记日记，标榜的却是自己，就要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怎样描画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就难免要在日记里，撇清矫情，文过饰非，装腔作势，搔首弄姿。

于是，说一些违心的话，说一些好听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林文指出：“这个顾准，热烈讴歌‘**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在内的‘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

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的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75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

’”

从顾准对于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赞扬之词，肯定之语，讴歌之意，鼓舞之心，与红卫兵，与造反派，与军工宣队，使用同样的文革语言，保持同样的宗教感情，不禁怀疑，是文集中闪烁智慧火花的那个人么？因此，这如果是一本私人日记的话，至多说明他只是一个“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而若是“欲人知”

的日记，则完全是唯恐站错队的表态，对他所在的五七干校革委会立正效忠而巳。

如果写这种东西也能称作“思想家”

的话，倒毋宁说是对于思想家的亵渎。

林文指出：“对于一个‘右派分子’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带有双重的惩罚性质。

五十年代末，顾准对此有过思想上的抵制；但到此时，他把此前的种种腹诽和异议，都看作‘稀奇古怪的变化’而彻底拋弃。

他愈来愈明确地否定‘劳动惩罚论’，把劳动改造同世界观的改造结合起来，他写道，‘最大的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

’又说，‘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始终不悔。

’”

假定这番表示，是顾准先生当时真实的忏悔之情，那就忍不住要问，一个“夹紧尾巴做人”

的人，一个心灵上受到宫刑的人，能与“思想家”

划一等号吗？如果系违心之言，一个真正有学术人格的学者，有必要把自己鼻子抹块白，扮演一个丑角吗？

林文还指出：“**开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输出‘革命’，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顾准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

’他臆想世界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作了一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描绘：‘斗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

’”

这种“狂热的气概”

，是每个经历“**”

的人，都还记忆犹新的事。

那时，许多被蛊惑起来的无知之徒，真傻不唧唧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压迫，也傻不唧唧地兴奋过，发疯过，擎着红宝书，要去解放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吃着面包、抹着黄油、喝着咖啡、嚼着牛排的被剥削大众。

虽然自己一年到头才吃到一把花生米，但革命热度烧得很高，以至于胡言谵语。

可对这位“思想家”

来说，有必要参加到这支发烧友行列里来吗？说他天真呢？还是装蒜呢？不知九泉下的顾准先生作何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