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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雅努斯现象（第4页）

所以，顾准日记，特别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

是一本欲人知，又畏人知，实际上还是希望人知的日记，当无疑问。

很显然，在抄家成风的“文革十年”

中，经过洗劫性的轮番搜査，再加之扫地出门，双手空空，关进牛棚，身无长物，这位名人任何可疑的物品，若有蛛丝马迹，是逃不出红卫兵、造反派、工军宣队、专案组、群专队、斗批改小组、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火眼金睛”

的。

那么，这本日记理解为一种障眼法，或许更合乎情理。

那些违心的、虚假的、讨好的、言不由衷的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属于顾准先生“仙人摘豆”

式的戏法，哄那些智商不高的“文革”

英雄，倒有很大可能。

把话说回来，每个人都有“雅努斯”

两面性，慷慨激昂与心虚胆怯，从容大度与软弱卑琐，刚直不阿与委曲求全，“二十年又是一条汉子”

的视死如归，与“好死不如赖活着”

的贪生怕死，都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存在。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苟且偷安，用心良苦地写出这种李慈铭式“欲人知”

的日记，应无大碍。

他并没有想到“身后”

会出版，让书商的荷包鼓起来。

当时，倒真有可能是想让那些“奋起千钧棒”

的“文革”

“金猴”

们看的，若从这个意义考虑，更不应该受到指责了。

只有理解“雅努斯”

现象的必然，才能解释一个人的悖谬行径，扭曲心态，以及自我分裂的双重人格。

不过，无论怎样的求全责备，顾准先生能在屈辱的精神牢役和沉重的劳动惩罚之中，艰难求生的同时，还能薪水相传，笔耕不綴，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是值得敬重的。

这使我们想起公元前一世纪，关在蚕室里，一面服刑，一面养伤，一面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几乎有着相类似的境遇。

公元前的司马迁，与“文革”

中的顾准，其实都是雅努斯！

用史圣来诠释这本日记的作者的苦衷，正是说明后来人其实懂得，应该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理解前人走过的路，以及他在某个时期写出某些作品，而从中汲取教训。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汉武帝刘彻对司马迁施加的这种极其残酷、极不人道的宫刑，将这位大师摧残到何等悲惨的程度？但从他给任安的信里，可以看到那份难以言状的悲愤，“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他哀叹地说：“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因此，对司马迁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伤害，要比“文革”

中戴高帽游街、喷气式挨斗、大字报糊门、阴阳头扫地的文化人，肯定要痛苦一万倍。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这种凄惨的哀鸣，事隔千秋，读来犹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把一个人受到的侮辱，分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

而统治者本可以赏他一刀，给个枪子，或令饮鸠自杀，或使悬梁上吊。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