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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第2页）

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

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

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

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

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

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

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

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

，“土匪文学”

（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

（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

、“易卜生”

、“解放”

是“牛鬼蛇神”

，“粪秽疮痂”

。

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

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

，“解放”

“独立”

“自由恋爱”

“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

。

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丽之亲爱，亦不可得。

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

清静之极，快乐之极！

……（1920年4月19日）”

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