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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批判（第21页）

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

（《制分》）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

（《二柄》）

赏以利诱，刑以禁害，赏大则诱大，刑重则禁重，因而便应当严刑重赏。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

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五蠹》）

而且赏罚所及不止一人，其目的亦非在一人，杀一可以儆百，赏一可以劝万，故刑尤宜重而赏尤宜必。

“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

拨贼，非治所拨也。

治所拨也者，是治死人也。

刑盗，非治所刑也。

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

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

重罚者盗贼也。

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

（《六反》）

厚赏既不能无际限，因而赏便必须审慎，不能与重刑同一步骤。

所以有时他又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

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心度》）。

“故用赏过（重）者失民，用刑过（轻）者民不畏。

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饰邪》）。

因此，重刑与厚赏虽然每每对待而言，而事实上重刑是主体，厚赏是陪衬。

韩非的根本用意是要以严刑期于无刑，甚至是要以重罚期于无赏。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

（《守道》）

“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是谓以刑去刑。”

（《内储说上·七术》）

“察君之分，独分也。

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须）赏。

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制分》）

这是替君人者打好了的顶如意的算盘，原则不外是买卖上的大利盘剥或大斗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