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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1页）

汉代的户籍大概分为四种，官员设官籍，商人设市籍，一般农民为民籍，而皇族另设专门的户籍。

每年都要进行户籍统计，不过也相当粗糙，先由各家自报，然后里正等人粗粗地汇总报给乡官，乡官汇总后报到县上。

相对而言，城市的居民管理要严格得多，因为城里按居民居住的片设置亭长，这种亭长是拿“工资”

的基层官员，一个亭长往往有十数人的下属，完全可以将所辖居民管起来。

这种亭长跟交通干线上的亭长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点类似后世的驿站负责人。

同时，对城里的商人往往有专门的管理，一方面约束其行为（保证在服饰和地位上的限制），一方面强化税收，以保证王朝的税收和“崇本抑末”

政策的实施。

七、汉代的选举制度

秦代的官吏选拔制度湮无可考，但据枝节的史料来看，应该是一种积功升迁的体制。

国人不问身份，只要有功（军功和事功），就可以得爵或者做官，然后一点点升上去。

汉兴伊始，极度缺乏人才的中央政府开始启动一种“征召”

机制。

结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推荐，糅杂以朝廷的有意招徕，经过几代人的磨合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察举与征辟为标志的选举制度。

我们先说察举。

自汉高祖刘邦以来，汉代开初几位皇帝时有下诏举才之举。

到汉武帝时才大体形成了固定的制度，由郡国定期向中央推举人才（每郡岁举一人）以及应中央政府的特殊需要，不定期推举若干专门人才。

察举的标准有四条：“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续汉书》志24《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这四条标准实际上指的是四类人才（四科），在具体的选举操作中往往又变成了两科：明经与明法。

前者比较强调被选者的道德学问，后者则更看重其实际的行政（断狱）能力。

当然，两者的道德底线则是行为要合乎儒家一般的伦理道德，不能有非孝不悌行为。

在历史上常见的察举名目是举孝廉。

西汉年间每个郡国岁举1人。

到了东汉又改成按人口多寡的比例推举，每20万人岁举1人。

除了孝廉以外，汉代察举还有贤良、文学、尤异、治剧、兵法等名目，以应付各种特殊的人才需要。

察举虽然由地方官掌握，但前提往往是被选拔人当地的士人舆论，当地舆论对所有候选人往往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评价。

评价高者，很自然就能够被推举。

东汉时汝南地方的“月旦评”

，就是这种地方士人舆论的代表。

由于当地舆论的品题往往决定士人的命运，所以出现了不少以特别的孝悌之行来博取高名的人。

被选拔的对象，不仅有白丁，更有已经通过征辟为官做吏的人。

事实上已经入仕的人们，经过察举的推荐之后，仕途会更顺利。

所以，在两汉，时常可以见到已经为现任官吏的人被推举为孝廉，或者贤良方正的现象。

察举制主要依据自下而上的推荐，但还是要经过考试。

考试的科目是儒生试经义，文吏试奏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儒家经学气息越来越浓，考试逐渐成为经学的一统天下。

通经者，不仅考试容易通过，而且被推举为孝廉的可能性也大。

如此一来，极大地刺激了传授儒家经义的太学和郡县学校，甚至名高的儒者办的私学也因此大盛。

下面再说征辟。

征辟与察举相反，是指自上而下的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