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2页）

所谓天子的选拔叫做“征”

，公卿二千石的选拔叫做“辟”

。

实际上，所谓征辟主要是指辟，又叫辟除，而天子之征往往与特殊情况下的察举混淆不清，真正实行更多的是辟除。

所谓辟除就是公卿和二千石可以自己按需要选拔自己的属吏，被征辟者虽然也可能是察举的对象，但不是也可以，因为人才需求数目很大，选拔的人数相当多，往往要超过察举数目。

对于举主而言，越是官做得大、时间长，选拔的能力和能量就越大。

无疑，辟除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

不过，被征辟的人，要想走向高位，往往也要通过察举这一关。

所以，有的时候，人才先征辟后察举，有的时候，被察举的人复被有力者辟为自己的属员。

其一，催生了士大夫阶层，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既负载主流文化，又提供行政人才的群体。

此后社会上任何阶级和阶层的人，要想进入官僚体系，必须设法进入这个群体，或者与这个群体有些关系。

按阎步克先生的说法，两汉是春秋战国以来儒生和文吏融合的年代。

但是细究起来，这期间还有一个战国以来各种面目的士，蜕变为儒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像被独尊的儒术，不断地糅合吞噬其他学派的学说一样，各种士包括墨者、侠士，最后都演变成了被经学包装起来的儒生。

而原来的刀笔吏，也逐渐经过经学的濡染（主要是不通经做不了大官的选举诱导），变成了经学味道的官吏。

大家殊途同归，变成了士大夫（当然，还是有大量文吏游离于士大夫阶层之外）。

这个阶层虽然面目并不是很清晰，但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一是通经史，具有一定的知识；二是讲求道德修为，无论虚的还是实的；三是跟官僚体系有一定关系。

汉武帝时的廷尉张汤，即为文吏出身。

他亲近儒生，师事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公孙弘，凡有难狱未决，即请董仲舒以经义判断。

汲黯对张汤总是迎合皇帝不满，骂道：“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

（《资治通鉴》卷18《汉纪十》）

其二，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导致了官僚性质的门阀的产生。

也可以说，自秦统一以后，已经被消灭了的贵族体制，借辟除制度，在官僚体系上以另外一种形式死灰复燃。

一般读书人通过辟除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

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力的上升渠道。

关键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

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性的经学氛围日渐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入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

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

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门生。

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

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

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既是给自己官做的人，是自己发达的根源，也是自己的恩师，是将自己的道德学问提升的人。

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

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

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

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官吏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