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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3页）

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

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

结果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他们中有出息的概率就越高，而高官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多。

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之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

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

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

同时，在那个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儒学传授除了书之竹帛之外，心口相传是个很重要的途径。

在这方面，儒学大家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

许多大族世家，往往对于经学有家学传统，汝南袁氏素习《孟氏易》，弘农杨家素习《欧阳尚书》。

这些世族累世高官，跟这种家学渊源也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而属吏又必须有文化，这些人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

这样，这些属吏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但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

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尤为严重。

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地方贵族和门阀，即史书上所讲的地方豪强。

无论是中央门阀，还是地方豪强，事实上都有了贵族世袭的意味。

东汉章帝时，周纡为洛阳令，到任先问境内的大姓有哪些，属吏就将境内的豪强列数一遍。

周纡大怒，吼道，我问的是像马、窦（东汉开国元勋）这样的世家，谁要知道这些卖菜佣！

这里，马、窦世家和卖菜佣（当地豪强），就是我们要说的门阀和地方豪强。

应该说，汉代选举制度的运行所产生的这两个副产品，对中国历史后来的社会和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门阀的出现，最直接的后果是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做了铺垫。

但是士大夫分裂成寒门和世族，寒族仕途无望，转而进入军界，化为军事贵族。

军事贵族和门阀两者的斗争最后又导致了门阀贵族的覆灭。

秦代以吏为师，实行愚民政策，除了中央设置的少数博士官以外，没有官办的学校。

汉代公立学校的设立是从设立博士弟子员开始的。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又经另一个知名儒者公孙弘的推动，于公元前124年在京师长安建设校舍，正式确立博士弟子员制度，成立太学。

开始的时候，设立太学无非就是为博士找一些学生教教，好让儒家的五经有传人。

博士很少，一经设一员，总共不过5个，学生也少，每个博士可带十名弟子员，整个太学也不过五十余学生。

当时儒术虽然因制礼的缘故有了一定地位，但整个王朝主要的治理思路还是黄老之学，因此，儒者还只是点缀。

然而，随着汉代统治者对于儒术的感情日深，孔门之学逐渐从“术”

变成了意识形态意味的“教”

，对官吏的选拔越来越重视道德讲求和儒学造诣，在这种大环境下，太学逐渐扩张，日见其膨胀，凡是有意入仕的人，都往太学靠拢。

到了西汉末年，学生数已经达到近万人，东汉时期更是常年保持3万左右的水平。

在这个规模上，原有的师资（博士）已经不够用了，太学于是实行了开放式教学，朝中凡是有水平的官吏都可以参与太学的教学，公卿大臣们竞相收罗才俊之士到自己的门下。

这些门下弟子则通过辟除和察举进入仕途，以未来的权力回报老师。

太学再加上地方的郡国之学和一定数量的私学，构成了两汉的学校系统，几乎所有的学校教学的主导方向都是经学，显然，这跟官方的导向有关，跟选举的导向关系更大，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儒生，那么就别想进入仕途。

只是到了东汉灵帝时，才在洛阳设置了鸿都门学，专以传授诗歌赋词为目的，学生有成就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但这一直是作为弊政载入史册的，而且由于灵帝之后，东汉名存实亡，所以，鸿都门学寿命无几。

汉昭帝（汉武帝之子）时，有男子乘牛车上阙，宣称自己是卫太子。

皇帝让百官前去辨认。

由于此人相貌真的很像卫太子，百官见了此人之后，自丞相以下，谁也不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