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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4页）

京兆尹不疑后到，见了此人之后，马上命令从吏将其收缚。

有人劝道：说不定是真的，暂且放一放吧。

不疑引证《春秋》，说明即使此人是卫太子，也是朝廷的罪人，因为他得罪过先帝，所以必须先将他关起来再说。

皇帝和大将军霍光听闻不疑如此作为之后，说：当用懂经学、明大义的人做公卿大臣。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用夏曾佑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一场统一宗教的运动。

他所谓的宗教，等于是今天所谓的意识形态。

中国式的思想统一，往往意味着融合，而不是排斥。

汉武帝时的所谓儒术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先秦思想的大杂烩，不仅仅像人们所说的外儒内法，实际上包含了法家、黄老、阴阳、墨家等等学说。

无疑，在那个时代，“内多欲而外好仁义”

的汉武帝，尊儒往往带有很强的形式化色彩，更多的是借助儒家仪式对王朝的功用。

随着王朝历史的演进，统治者逐渐感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统治的好处，发现这种思想和文化对于解决政治效忠问题，有着莫大的益处。

这对于在效忠和效率这对矛盾中特别在乎效忠的传统国家而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儒学与儒术，逐渐变成了儒教。

特别是东汉王朝建立以后，朝野上下对于经学的迷恋和对孝悌节义的讲究，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

皇帝几次三番主持开会，讨论经义问题，虽然是为了给社会定一个官方的标准，但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汉朝的今古文经之争，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学经典的文本之争。

最后国家不得不将五经刻在石头上，作为官方标准文本公布，让士人遵循。

士大夫讲求道德，有时往往并不是在乎这些道德信条的本身，而是借讲求道德而求名。

为了追求名节，任何矫情和不近人情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人可以在父母的墓道里守孝十年，有人屡次推却皇帝的征召，有人要跟妻子过**，都要次次事先声称是为了子嗣计，以便向世人展示，他做这种事情，只是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许多变着花样的孝悌之行，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时官方刻的五经标准文本

九、汉代的监察制度

帝国时代的监察制度是秦朝创立的。

监察制度与行政司法制度、军事制度一样，是支撑皇权的三大支柱之一。

这三者恰好构成了皇权之下的结构制衡。

皇权之下的权力制衡，是帝国体制的基本原则，而监察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督率从事监察事务，而地方则每郡派一名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工作。

由于文献缺乏，秦朝的监察制度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谁都语焉不详。

汉承秦制，同样中央由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统领御史台，负责监察。

而地方上则将天下郡国分为13部州，分设刺史监察地方。

其运作状况和机构变迁如下：

在西汉初年，由于官僚体制还不够完善，所以行政和监察体系之间的界限还不甚明了。

丞相总理朝政，往往也行使监察权，可以随意地弹纠百官。

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监察权开始集中到监察体系上来，形成了足以制约行政体系的强大力量。

汉代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御史台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御史大夫之下，御史台的实际负责人是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下辖两丞，分别负责御史台的两个部分，一是侍御史组合，有15人，负责对中央各级官员特别是对他们上朝时的礼仪监察。

其中有两位被称为治书御史，地位特别重要，特选明了法律的官员担任，凡御史参与审讯重大案件时，由他们掌握量刑的依据。

同时，御史台还留有御史这个官职原始的功能，负责管理国家档案（最早，御史是由史转化来的）。

档案管理处被称为兰台，兰台的管理也归侍御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