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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5页）

二是御史组合，有30人，负责对军队和地方的监察。

汉武帝时，为了强化对地方的监察，将全国行政区划分为13部州，即13个监察区，分设12个刺史和1名司隶校尉（管京畿地方）负责地方的监察。

西汉末年，设立三公官，御史大夫变成了位高但无权的司空，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领导者。

而原来与州刺史并列的司隶校尉，由于担任京师的监察并兼及负责京畿治安，往往要管到在京师的王公高官的头上，地位也大大提高，与尚书令三人上朝专席独坐，号称“三独坐”

，威势压过百官。

注意，这时的“三独坐”

中有两位属于监察官。

东汉桓帝时，李膺为司隶校尉，深受皇帝信任的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不法，躲入张让家中，李膺居然亲自带人闯入张府，找出藏匿罪犯的密室，将其抓走，打入天牢，不等张让向皇帝求情，就将张朔杀掉。

概括起来，监察系统的功能有三：一是维护王朝秩序的稳定运转。

这首先表现在这个系统对礼制的看护上。

作为御史中地位最高的侍御史，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上朝时监督群臣的举止，如有失礼失仪者，立刻带下去，当场弹劾。

令刘邦第一次感到过足了皇帝瘾的朝仪，正是在御史们的虎视眈眈中才得以实现的。

其次，表现在对贪赃枉法官吏的揭发弹劾上。

一般官吏在俸禄之外为自己和家人捞些好处，往往是官场上的惯例，官吏的行为只要不逾越这个惯例，基本上就不被视为违法，可是只要他们的行为越过了官场惯例的底线，那么就会造成结构的紧张（民众的不满，左右官吏的不安），从而危及秩序，所以必须制裁。

其中御史就是制裁重要的发起者。

最后则表现在参与司法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

在这方面，某些监察官，如司隶校尉实际上在扮演着现代社会警察的角色。

监察系统的第二种功能是保障官僚体系对王朝的效忠。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生活节奏相当缓慢，不在军情紧急情况下，行政效率一般不是大问题，而效忠与否往往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任何官员个体或者群体对皇权的不忠，都是皇帝无法容忍的。

但是，效忠实际上也有两种，一是对王朝的效忠，二是对某个皇帝个人的效忠，这两者经常是搅在一起的，但皇帝经常更看重对自己个人的效忠，要求御史们特别维护他个人的权威与尊严，而那些为了王朝根本利益着想的御史往往会得到恶报。

监察系统第三种功能是根本性的，那就是作为王朝权力结构的制衡因素。

很明显，一个庞大的全能式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

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事实上，任何形式的国家结构都是存在权力制衡关系的，只不过有的制衡机制有效，有些效果则差一些。

传统中国的制衡机制，跟其他的古代国家相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当然，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受皇帝个人素质的影响过大，受皇帝制度的影响更大。

由皇权派生的外戚、宦官、女主等非制度性权力因素都会对原本平衡的政治局面产生影响，甚至倾覆之，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王朝的命运也自然陷入了危机。

由于监察不能针对皇帝，而针对皇帝谏议又不带有强制性，所以，在面对由皇权派生的衍生物时，监察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官僚体制形成之后，势必对官员的任用有一些规矩和限制，而且逐渐派生出一套对官员的考核程序和办法，否则体系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这是官僚制自身的要求。

只要官员具有皇帝雇员的性质，任用和考核制度就是免不了的。

在秦汉时期，由于官僚制确立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任用和考核规则还不完善，有些基本上还处在行政习惯的范畴。

1．官员任用的习惯规则

首先，主要官员任用权归于中央，这是集权体制下官僚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秦朝，这个原则得到了完全贯彻。

西汉初年，诸侯王国一度获得了对自己王国官吏的任用权，后来，随着诸侯的逐渐削弱，中央任用主要官员的原则再次得到了遵行。

但是，对于主要官员的属吏，任用权却依然掌握在官员自己手里，形成了早期的“地方主义”

，也是门阀政治的源头。

其次，秦汉时期对官员的任用方式分为“真”

、“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