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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10页）

酷吏实际上是廉吏，他们类似于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的沙威，是严格忠实于官僚程序的官员，但执行法律的时候严酷无情，不肯稍假通融。

然而，随着察举制度的推行，官僚政治儒学化，入仕途的儒生和文吏逐渐合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正统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并且渗入司法体系，酷吏逐渐被淘汰，而国家礼治的份额渐次增加，走上了礼法兼治、以礼为主的轨道。

两汉承袭秦制，县政府负责属民的诉讼，郡县主官也是司法官。

凡司法过程的发生，或由民间自行诉告（告状），或为官府纠举罪犯。

县政府是基础的审判机关，凡是县里无法审断的案件，就送交郡政府，郡政府无法审决，则送交廷尉，如果廷尉也断不了，那么就交由皇帝决断（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见）。

在一般情况下，廷尉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廷尉和他的府衙是王朝的最高司法机关。

不仅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且决定着法律的走向。

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沿袭秦朝旧习，民间触犯法律的事项由乡里政权人员送交县府，鼓励民间告发，实行连坐。

但是，由于汉初人民稀少，朝廷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治理以不生事为宗旨，所以，逐渐乡里政权的“公举”

不行，而乡里政权也渐渐变成了非政权性的乡里自治组织，结果诉讼就演变成以当事人告状为主的形式，所谓民不举，官不纠。

官员审理案件，由于侦查手段的有限，不得不依赖口供，故刑讯逼供势不可免。

而且，当时没有重大案件多级审判制度，只要地方官主官拿得准，就可以定案，甚至执行死刑，不需要由中央司法机关来最终审核。

由于地方官主要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捕盗往往要比审理民间案件更为重要，只要抓获盗贼，一般都按律定罪，甚至当场处决。

可以说，在两汉时期，司法的目的还停留在治盗（包括各种犯罪）阶段，与现代的司法概念相去甚远。

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一座桥，有一人突然从桥下走出，惊了皇帝舆马，于是皇帝随从抓了这个人，送交廷尉张释之法办。

张释之审理完之后，奏告文帝说，此人应该课以罚金。

文帝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此马性情柔和，若是换了其他的马，岂不伤了我！

而你怎么能居然只判他交罚金！

？张释之说：法是天下之公器，不能随便更改，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此人就该罚金，如果因冒犯了皇帝而加重，是不取信于民。

当初你抓他的时候如果一刀杀了也就杀了，现在交给了我，就必须按法办事，廷尉是掌握天下法律平衡的，一旦倾斜，天下的司法就乱了，让老百姓如何措手足？

2．法律的演变

与秦律相比，尽管说汉律依然烦苛，但还是逐渐有减轻的趋向，特别是某些过于残酷的肉刑，比如刖刑（砍腿）、髌刑（去掉膝盖骨）等都废除了。

而且，随着法网的疏漏，秦朝那种连坐制也逐渐废弛，乡村自治有了更多的礼治的意味。

随着儒家伦理对司法过程的渗透，儒家经义开始渗入司法过程，以董仲舒“春秋折狱”

为起点，儒家经义逐渐成为某种断案的根据。

东汉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以经义解释法律，而且被朝廷所认可。

两汉的法律对于伦理关系有更多的考虑，有意维护“三纲五常”

的观念，维护父权的地位。

对于血亲复仇保留了较多的宽容。

六、汉代的乡里结构

1．类政权的管理机构

乡里设置伍里编制，是秦朝实行社会军事化的产物，到了汉代，这种乡里结构显然是难以为继，但在伍里之上的乡和亭，却依然是汉代的基层单位。

据专家考证，汉代的乡和亭属于一个等级的基层建制，亭一般设在城里和交通要冲，亭长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维护道路交通的治安。

而乡则是农村基本的社会和行政建制。

跟秦朝一样，汉代的乡也有三老、啬夫和游徼这样的官职，只是秦朝的乡官是有国家经常性俸禄的，而汉代则说不准了，实际上，汉代的乡官只有个别地区有官俸，更多的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当然也可以获得减免赋税和得到赏赐的物质好处。

三老有教化乡里之责，是乡里的道德楷模，应该是由退休的官吏，具有道德学问的士大夫担任。

啬夫与游徼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办理诉讼、维持治安，明显属于跑腿的。

2．社会管理

汉代的社会管理继承了秦朝的什伍编制和户口管理制度，只是没能实行秦朝的联保连坐法规，居民的流动也经常发生，流民到了一处新地方，往往是给予另立户籍了事，并不追究他们为什么流亡，户口增加，对于地方官来说，在考核上是要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