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九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第3页）

不过，宦官虽然专权，但他们毕竟是需要严重依赖皇权的群体。

一般只要不触犯他们的利益，宦官并不与皇权发生直接冲突，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情实际也不多见。

只有皇帝打算将他们除灭时，他们才会起兵反抗。

像“甘露之变”

这样的事情，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宦官都是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作为皇帝耳目存在的。

跟从前一样，宦官的专权，完全是皇帝感到对政局失去把握、拼命扩张皇权的结果。

宦官被派往各地监军，中央机构专设枢密使以参与决策，甚至让宦官掌管御林军，都是皇帝的意思。

行废立之事，对宦官来说，也不过是为了找一个对他们好的皇帝。

事实上，如果皇权真的衰落了，宦官的命运也会一同衰落。

2．体制内因素的畸变：翰林学士参政

在内廷设置待诏和供奉的文学之士，本是唐朝的一种惯例。

唐初就设置弘文馆，选拔一些文学辞章之士，进入大内，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以他们的文学才能，为皇帝服务。

这些人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给皇帝解闷的清客，跟其他以自身技艺伺候皇帝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比如下棋的、写字的、说唱的、占卜的，甚至还有僧人和道士，他们与文学之士一样，都有待诏和供奉的头衔。

这些文学之士，伺候好了，可能像张九龄、张说那样的升上去，直至位为宰辅，也可能像李白那样，放回民间，依旧白丁。

开元年间，添了集贤院、翰林学士院，文人的地位略有提高，具有正式官员的身份，不再与说唱、杂技者同列，但依然没有摆脱供奉的性质。

当然，偶尔翰林学士也会被召去草拟一些文辞华丽的制诰，即皇帝为某项礼仪性事务特别颁布的诏书。

但这些人和他们身属的机构，基本上属于体制内的闲置部分，没有什么具体政务需要处理。

然而，传统制度有一种特质，就是凡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人，即使没有制度规定权限和具体管理的事务，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的行使产生影响，因而自己也具有了某种权力。

晚唐的政治，由于藩镇的存在，是一个外重内轻的结构。

在这种结构的刺激下，皇帝越来越担心大权旁落，因此对原有决策体制和行政网络都不放心，更加趋向于求助自己、扩展自己个人的权力。

因此，属于内廷的和皇帝身边亲信的权力也因此而得到扩张。

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皇帝朝夕相处最可信赖的人，所以，权力膨胀得最快。

接着就轮到了翰林学士。

因为跟宦官相比，翰林们毕竟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可以更好地为皇帝出谋划策。

因此，在晚唐，翰林学士院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内廷的决策参与机构。

学士们不仅将一部分诏令起草权抓在手里，而且对皇帝的最后决策（拍板）给予建议，俨然与外廷的宰相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宰相甚至要听命于得宠的翰林学士。

比如著名的“二王八司马”

改革的发动，其中的“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