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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清代的中枢决策及其机构（第4页）

首先，清朝采用了密折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

时间一长，本该由通政使司转达的奏章（题本），反而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真正可以应付的公文倒成了密折。

密折制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

二是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的作用。

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明代使用特务监视群臣，效果其实不好，因为专业的特务等于都有记号，是哪一类人大家心里有数，可以预先提防。

而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

，谁都有被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

其次，皇帝亲掌国家的人事大权。

在清代，连知县这种七品芝麻官上任，都需皇帝亲自考察。

上任之前，须皇帝亲自接见，如果皇帝当场感觉不好，那么这个官哪怕手续都办好了，也做不了。

再大一点的官吏任命，都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商议好了直接下达，吏部的职能退化成了只负责官吏的考核。

不仅官员上任皇帝要亲见，到任升迁或者转任皇帝也要接见。

皇帝通过接见，一是了解各地的情况，二是考察官员本身的素质。

再次，皇帝亲掌国家的司法大权。

在清代，全国的死刑犯，都必须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俗称三法司）会审后，报皇帝勾决。

清代皇帝往往不仅看刑部报上来关于犯人的简要“说帖”

，而且经常调集案卷，亲自考察，牢牢掌握着司法的最后决定权。

当然，如果不是十恶大逆，皇帝往往会法外施恩，减轻三法司定的刑罚，比如将斩首改为绞刑等等。

最后，清代的皇帝，对于意识形态控制抓得特别紧。

元朝皇帝基本上是外行，以马上治天下。

明朝皇帝虽然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时代虽然兴过文字狱，其实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并不严，文字狱都是以为人家触犯自己禁忌而一触即跳的小儿科。

但是，到了清朝，尤其是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诸位精通儒术的皇帝，一手抓“文化建设”

修书，一手抓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虽然有的也是捕风捉影，但有一些真的打在了士大夫的七寸上，逐渐打掉了他们对异族统治残余的不平之气。

至于声势浩大的修四库之举，虽然不能说没有文化典籍整理的意义，但其中文化筛选和清洗的目的，还是相当明显的。

对过去的书籍，一部分“政治上反动”

的要销毁，片甲不存；一部分有问题的，书毁而目存；还有一部分则将个别有问题的言语删掉。

所以，后世有人说，清人修书而图书亡。

需要指出的是，大权独揽的清朝皇帝有一个特别的政治习惯，就是如果不是他主动发问，他不喜欢臣子提建议，更不允许臣子给他提意见，尤其反对臣子公开的谏议，认为那不过是臣子为了自己扬名而“彰君之恶”

。

因此，清朝基本上不存在像明代那种大规模的臣子上书谏诤，甚至连原本属于谏官的六科给事中，也退化为一般的御史。

监察机构只对下，不对上，变成了纯粹的皇帝鹰犬。

比起明朝来，清代的皇帝对国家政治运行的掌控程度明显要高。

无论局面如何变换，形势多么复杂，皇帝对于国家机器从来没有失控过。

对局面掌控得牢，往往意味着掌权者不仅要勤勉，还要具有超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