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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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34页）

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

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墙围着。

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

头发很长，好像是自从我走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

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我又转到街头的前门去，前门才是锁着的。

我也并没有什么惊异：因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个儿子出外去买东西去了。

我在门口佇立着不一会，安那果然背着孩子买了些小菜回来。

她看见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因为我走得很仓促，临行时我没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结构和旧居的楼下相同，可说就是旧居削去了楼层的一样。

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

我那《泪浪》的一首诗，被已故的“诗哲”

（徐志摩）骂我是“假人”

，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

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

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

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

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

了。

我回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

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了。

我先到三高去访问伯奇。

他那时正在考试，我在会客室里坐了好一会才等到他出来。

他和我虽通过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见面，他信上写的字迹异常纤细，就像姑娘们的笔迹一样，哪知一看见他才是一个矩形的面孔，身子比我还高，我觉得他可以称为东方的兴登堡。

伯奇对我也一样地感觉着一种意外，他领着我去找一位旧同学李闪亭时，他这样对我说：“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又不同，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

因为我做过《死的**》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

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

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

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

，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

，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

。

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

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应着张凤举的邀约，到他寓里去茶话。

我同闪亭去时，凤举又到近处去把当时在京大研究的沈尹默先生请了来。

沈先生那时恐怕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药片眼镜，眼睛好像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