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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35页）

脸色很苍白。

那苍白的脸色配着药片的眼镜，怎么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凤举替我介绍了，说起我们要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声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什么文艺的”

。

我听见了这一声，微微地感觉着一种惊异。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

文艺究竟是该在什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没有什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

北京我从前到过，我觉得像那样暮气沉沉的地方倒未见得配谈文艺。

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说是多事。

——其实照现在看来，就是那样的作想也已经是多事了。

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

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

这儿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

。

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

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或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话一不投机，结果是把杂志的话丢在一边去了。

谈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国古书，谈上了元曲。

我发表了我的中国剧曲在文学构成上优于西洋歌剧的意见，凤举说他没有研究，没有加以赞否。

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

凤举又说到厨川白村（京大的文学教授）称赞过我那首《死的**》，——因为大阪的一家日报翻译过——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

我听了这话，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称赞，还是在藐视。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我却是谢绝了。

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

。

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

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

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

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

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了。

我便决意再往东京。

闪亭，已故的“中国马克思”

，劝我到晚上乘夜车去。

他说那样要方便些，到东京时是清早，省得许多麻烦。

我听从了他的话，他便陪我去游过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个大湖。

那湖的规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里面通行。

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谓“近江八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