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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5页）

我因为在外边奔跑，长期地离开了他们。

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曾固定下去，上海、广州、武汉、上海，不断地在转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过一年光景而已。

他们平时是很少同中国的小朋友们接触的，虽然请了家庭教师，也没收到多么大的效果，他们的中国话实在懂得很有限。

这怎么办呢？这在他们母亲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

这里是我的一个苦闷。

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为儿女们着想，我又不能不去。

在当时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但这谈何容易！

即使弄得到护照，弄得到路费，向欧美跑去了，将来的生活怎样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问题呀！

我为这，逐渐逐渐地感受沉重的苦闷了。

有的朋友劝我一个人离开，把家眷留在上海。

有的朋友又劝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

但两者都有困难，孩子们太多又太小了，安娜又是日本人。

结果还是决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样的决定，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

虽然还软弱得一点，但我已经能走路了。

我应该感谢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其他的朋友们，是他们经过商量的结果，在我赴日之后，每个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费。

当时的一元约略抵日本的一圆，虽不能算是怎样的丰裕，但也不能够说是怎样的菲薄了。

好，到日本去吧！

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当时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护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许，只要你买一张船票，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登陆。

问题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时候了。

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人注意到。

弄得不好，在码头上便会被人扣留。

同船是不行的，只好分开。

我一个人乘一只日本邮船，赴神户登陆。

让安娜带着四个儿女，乘上海和长崎间的联络船，由长崎登陆，再改乘火车到神户聚齐。

乘联络船是要快些的，只须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长崎，再由长崎乘火车，那比起轮船来更要快了。

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娜们是会先到神户的，到了神户，在轮船码头上便容易接着我了。

上船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四日。

但在上船的头一天晚上，却小小地起了一点风波。

有朋友来报告，据说当时的龙华司令部，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址，窦乐安路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当天晚上，要准备来拿人了。

于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两个人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在汇山码头上船的时候，送行的也只有内山老板一人。

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

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

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买船票的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吴诚，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在东京考察教育。

因此我就一个人待在吴诚的舱房里，连饮食都是叫佣人搬进舱里来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