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跨着东海（第6页）

一直待了三天。

三天后的上午，到达了神户。

下船的时候，既无护照须验，也没有行李待查，虽然有新闻记者来探听消息，他们看见吴诚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过了。

我是第一个下船的客人，在码头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见了面。

安娜和四个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馆里面。

她打听到了轮船到码头的时刻，便把孩子们寄放着，到码头来迎接着我。

我们在花屋聚齐，就在当天下午又乘火车往东京。

往东京，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时候，在东京学习日本话，费了半年的工夫。

那年的六月，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在学的期间又是一年。

这一年半是我在东京住得最长的时期，以后便被分配到乡下去了。

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冈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里面度过了的。

医科大学是九州岛上福冈市（fukuoka）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这儿前后住了五年。

东京，在我是比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

就有，也经过多年的离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

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

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

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

因此，安娜在东京也还没有住上一年，她在东京，一样也是没有朋友的。

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横滨，在从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门亲戚：因为安娜和我的结合，根本是没有征求过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现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东京，究竟投奔什么地方呢？假使我们有多的钱，落在旅馆里，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问题的。

但我们哪有那样多的钱？假使是一个人还好说话，而无奈又是一家六口。

这些早就苦恼过我们，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已经在火车的三等车中颠簸着了，安娜才好像突然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一样，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决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虽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谊很深，她的娘家当然是知道我们的。

她的两老还存在，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还有一位年轻的兄弟，在住着庆应义塾的大学部。

那当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据说在兼营着“贷间”

的副业——把剩余的房间来租给学生，连带着供给食膳，是一种变相的小规模的旅店。

唯其是这样的人家，最好作为我们的投奔的对象，我也很乐意地表示了同意。

斋藤家是在东京西南部的品川区（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带，我们便在离中心车站的东京驿两个车站前的品川驿下了车。

那只是东京的一个小侧门，大约是三等车站吧，下车的人是寥寥无几的。

下了车，在这里当然是没有一个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圆托”

——在街头招揽乘客的小汽车（Taxi），一趟大率一圆钱——连人带行李，一直开到斋藤家去。

这样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却受着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恳切的欢迎。

两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年龄了，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忠厚。

家是东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后新建的，屋顶虽是洋铁皮，倒也还不怎么简陋。

屋前还附了个小小的庭园，有些花木和石凳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