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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译经事业（第1页）

第十三章　译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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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发源于印度，东传中国，大放异彩，主要得力于经典的汉译。

由于佛典的翻译流传，带动佛学的研究风潮，开创出中国八大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风貌，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为中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也说明中国在哲学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础，才有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大盛于隋唐年间。

有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汉魏西晋时代——译经的初创期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经，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1]，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

汉朝到晋代，约有六十余位译经师，最著名的有安世高[2]、支娄迦谶[3]、支谦[4]、昙柯迦罗[5]、康僧会[6]及竺法护[7]等人。

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

或“胡语经典”

。

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初创期”

。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

二、东晋南北朝时代——译经的进展期

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8]，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

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9]、佛陀耶舍[10]、竺佛念[11]、昙无谶[12]、求那跋陀罗[13]、真谛[14]、佛驮跋陀罗[15]、僧伽提婆[16]、法显[17]等人。

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两大学说，直接促进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

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

三、唐朝时代——译经的全盛期

前两期的译经活动虽有中国人参与，然总体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为主译。

本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18]、义净[19]，他们不但精通汉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

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期。

其他，尚有般若三藏[20]、菩提流志、实叉难陀[21]等人，也都为译经事业缔造了佳绩。

此外，善无畏[22]、金刚智[23]、不空[24]翻译了大量的密宗典籍，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

唐德宗后，译经事业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坏，佛教一息仅存，直到北宋时期，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极力提倡中印双方文化交流，此后从中国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侣也不少。

尤其，宋太祖、太宗诏立译经传法院[25]于河南开封（国都），延请施护[26]、法天[27]、天息灾[28]等人译经。

这一时期译经事业更盛，且臻于完美。

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终止。

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佛法的传播贡献至巨，这些译出的经典，经过各代的汇整、刊刻，逐步成为大藏经，流通至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

加以东晋道安与南朝梁代僧祐大师先后编制了经典目录，对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对于后世佛法的弘传，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