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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译经事业（第2页）

【注解】

[1]竺法兰与迦叶摩腾所译的五部经为《四十二章经》、《十住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翻译的佛经，据传现在存于世的只有《四十二章经》。

[2]安息国太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中国，至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共译出佛经三十余部，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地道经》等，多属小乘经典，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所译之经“义理明晰，通顺流畅”

。

[3]又称支谶，在汉桓帝末年（167年）来到洛阳，于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8）译出二十四部经，最重要的有《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和《般舟三昧经》，所译属大乘系统，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和传播大乘般若学理论的僧人，其所译之经“审得主旨，质朴无华”

。

[4]兼通汉、胡六国语言，先后译出经论三十六部，最重要的有《阿弥陀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其译文“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真可谓深入者也。”

可谓开意译派之先河，对佛教的传播、普及，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皆有影响。

[5]乃中印度僧，魏嘉平年间（249—253）到洛阳，译出《僧祇戒本》，这是第一部汉译律本，因此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

[6]三国时代译经僧，交趾（越南北部）人，所译经典有《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等。

曾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乃皈依，并为师建立建初寺，传道译经，建业地方佛教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嚆矢。

[7]乃西晋译经数量最多的译经家，译有《方等泥洹经》、《宝藏经》、《光赞般若经》等，为中国初期传布大乘教最著名者，共译经典一百五十部。

因译《正法华经》，故有观音信仰的启发，又因世居及长期往来敦煌译经，故被称为“敦煌菩萨”

。

[8]如后秦鸠摩罗什主持的“逍遥园”

译场，北凉昙无谶主持的“闲豫宫”

译场，南朝的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以及真谛，北朝的菩提流支等。

[9]东晋龟兹国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

译出大小乘经律论约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

所译主要为弘扬龙树、提婆大乘空宗思想，其译经成就在当时是空前的，不但量大、面广、内容重要，且在翻译文体上，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人读起来具有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

他的译经对中国文学也很有影响，如其所译的《金刚经》、《法华经》，一直是中国文学上的名著。

另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故被尊为三论宗之祖。

[10]东晋译经家，北印度罽宾国人，曾为罗什之师，后应罗什之请，来华协助译出《十住经》、《四分僧戒本》、《四分律》等。

[11]东晋僧，凉州（甘肃武威）人。

僧伽跋澄与昙摩难提等来到长安译经，师即担任传语之职。

《梁高僧传》卷一载，师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5）译出《菩萨璎珞经》等五部经，被誉为苻、姚时期的译经宗师。

[12]北凉译经僧，中印度人。

译经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最主要的有《大般涅槃经》，使涅槃学派因之流行，而其本身因受《涅槃经》影响，由小乘改信大乘。

又其重视戒律，故译出一系列大乘戒的典籍。

[13]共译经论五十二部，最重要的有《杂阿含经》、《楞伽经》、《大法鼓经》、《胜鬘经》等大小乘经，皆能妙得梵文本旨。

[14]萧梁期间，由印度来中国，二十年译经生涯中，适逢侯景之乱，在漂泊不定中随方翻译，共译经论传记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所译主要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论著，最著名的有《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唯识论》等，对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15]意译觉贤，5世纪之译经僧，北印度人。

译有《达摩多罗禅经》、《华严经》等。

[16]北印度罽宾国人，应慧远之请，译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由此开南方毗昙学的端绪。

[17]东晋僧，因慨叹僧团规范与经律的残缺，乃与同学慧景等，往天竺求法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摩诃僧祇律》等梵本。

回国后，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大般泥洹经》等，是我国沙门至天竺求法的第一人。

师将旅行之见闻写成《佛国记》，描述当时印度及中亚实情，具有文献上的重要意义。

[18]唐代高僧，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法相宗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