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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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人字（第2页）

壮丽崇高的俄苏文学极自然地从我面前隐遁。

狡诈的老巴尔扎克、凄惨的狄更斯、神秘的梅里美、浪漫的雨果陆续向我走来。

那阶段我读的几乎全部是英法文学。

由于“历史问题”

被发落到图书馆去工作的我的母亲，为我提供了阅读的方便（感谢70年代的专案组），我于是好像登山走到了海拔某个高度：阔叶林渐渐消失，只剩下耐寒的针叶林以至最后的高山苔原。

书中残酷的世相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撞击着我简单的头脑，并响起一声声痛心的发问。

读懂了某本书，恍然发现自己终于长大了。

1975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时，我的抽屉里就放着一本一个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借我的《简爱》，她断言我必定喜欢这本小说。

事实上我没有爱上简爱，却引发了对情感的深思。

记得当时出版社的负责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竟然毫不犹豫地请求开一张证明，去阅读图书馆不外借的外国文学名著。

那个酷热的夏天，每天一动不动地读着大仲马、小仲马、哈代、罗曼·罗兰。

我深爱《德伯家的苔丝》和《九三年》。

恰恰是在那一个沉闷黯淡的时期，人文主义的阳光第一次照亮了的混沌的心灵，冲击着编织多年的思想藩篱。

面对窒息的现实，便开始有了不满，有了质问，有了沉思和探询。

我确信在那几年以后，即70年代末我走向文坛初期，如泉水般喷涌的那些作品中，所试图表现的人性、尊严、价值观等一切与此相关的话题，都是在那些饥渴的阅读中埋下的种子。

如果说第一阅读期在崇高与美的桩子上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笃信，那么第二阅读期所建立的便是：怀疑与发问。

尽管后来对英法文学的了解，渐渐延伸至乔伊斯和劳伦斯、延至萨特、罗伯一格里耶与加缪。

但在那个极其压抑的环境下生发的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发问，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如登山的鞋子一般与我同行。

1978年以后至今的日子，我想可以算作阅读的第三层次。

中国对世界打开了滞重的大门，世界的现代文学宝库亦对中国敞开了大门。

在这个令人炫目的文学世界中，最先读到的便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随即是福克纳，是索尔·贝娄，是欧茨，是艾丽茨·沃克……还有回过头去重新注视的海明威和斯坦培克。

对现代世界充满了反叛精神的美国文学，使我重新思考传统的真善美价值一元论与个人选择的深刻矛盾，思考人之非理性与行为、生命的关系。

这是一次现代意识的重新启蒙。

新奇而别有意味的小说形式，亦使我快悟小说还可以有这样千奇百怪的写法。

随后，蜂拥而来的卡夫卡的绝望、迪伦马特的虚无、君特·格拉斯的荒诞，及其他一系列现代德语小说，也为我以文学反思人性的本质、人类生存的困境提供了新的佐证。

这一时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在惊喜与狂热中生吞活剥所能读到的新小说，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然而，各种贴有不同主义和流派标签的新小说，呈现给我的几乎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传统小说秩序的破碎崩溃和重建。

小说天地已不再有任何模式和规范。

奇异的构思、叙述方式和富有弹性的语言，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形成强大反差的、极其自由宽广的艺术空间。

小说变得无所不可为和无可不为。

现代小说自由的灵魂已超拔了它痛苦而荒谬的躯体，而还原为自我实现的可能。

它们对我的吸引甚至超过了小说本身，我试图踩着这叶空中之帆，驶越浊浪滔天的人生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