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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第3页）

晚明的文人生活在末世感与卑微感的双重阴影下面，借助酒与性进行了一次集体自残与集体自戕，硬把一个（或一群）自我放逐、自残与自戕的人说成“觉醒”

，听上去简直是挖苦。

文艺复兴为我们人类留下了这样一个诗意盎然的定义：“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定义者是伟大的莎士比亚。

晚明文人眼里的“人”

又是怎样一种黯淡呢？费振钟在他的《末世幽默》中曾有一段深刻的评说：“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人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岱在他写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笔记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种借着自然的广大无垠而把人在其中戏为‘两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态的流露。”

人只有“两三粒”

，还“而已”

，晚明文人的关于“人”

的伤叹，由此可见一斑。

还是让我来引用费振钟的另一段话吧：“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于是只能退回到内心方寸之地讨生活。

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识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范围内，认识自我生活的自由意义，这样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走向内在化、趣味化，他们也可能会旷达，但是这种旷达，不是从更加无所畏惧的精神自由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绝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对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离，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谓的个人身心到了‘极无烟火处’。”

此言极是。

也许，晚明文人的真正觉醒，只是看到了一点：“人”

已不再是自身的目的，只是自己的工具，甚至玩具，如是而已。

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觉醒。

那么现在，我们也许该真的来谈一谈专制了。

应当说，晚明文人的非常态，专制是导致这种非常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原则上不反对。

但是，我似乎又不能同意。

封建文人果真就那么反感与惧怕专制么？我看倒是未必。

别的不说，仅仅一部“中国文学史”

，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做稳奴隶”

的长吁短叹。

常识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的文人真正惧怕的可能倒不是专制，而是失去了被专制的机遇与身份。

他们最恐慌的是被专制所遗忘，所埋没。

说得文气一点，是“英俊沉下僚”

，这才合于封建伦理与封建文化。

可以认定，封建时代并无制度关怀，所关注的唯有帝统与宗法。

一部《桃花扇》已经极其戏剧化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要是正统的“天子”

，他们就必须乐于服从（效忠、规劝、死谏），不正统的则与贼无异，事之则豕狗不如。

封建文人从来就没有反抗封建文化的使命，相反，封建文人最大的天命就是维护这种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帝统的正宗性。

而我认为，明代文人的整体堕落，正是维护这种正宗性的全面失败。

说起“帝统”

，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大明帝国的那些“天子”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