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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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9章 合纵（第2页）

它意味着资源、考核和关注度的重新分配，也标志着秦念试图将“战略重心转移”

从口号变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行动。

王磊的角色变化尤为明显。

他不再是单纯埋头于“华芯”

代码的工程师，开始频繁穿梭于材料实验室、制造仿真机房、图书馆文献检索室之间，组织小范围技术讨论，起草数据需求清单和交换格式草案，协调各方的测试安排。

他感到压力巨大，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将不同领域知识“编织”

起来的挑战感，也让他兴奋。

“王秘书，”

陈启元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叫他，“我们材料组这边高温蠕变试验的数据记录格式，可能跟你们仿真软件需要的不太一样，你看怎么调整比较好？”

这种直接而具体的问题，恰恰是王磊现在需要解决的。

与此同时，秦念的目光投向了更远处。

六月初，她带着陆野和一份精心准备的报告，专程前往北京，逐一拜访了国防科工委、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科委等相关部委的司局领导。

她的目的不是汇报常规工作，而是进行一场“游说”

。

在科委某位分管高技术司的副主任办公室里，秦念摊开了带来的图表：“主任，这是我们研究院对国际高端制造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初步研判。

我们认为，下一阶段的竞争，将从前端的材料、设备、单项工艺，快速向后端的系统集成、数据流动、标准制定延伸。

欧美正在加速推进‘计算机集成制造（ci）’、‘准时生产（jit）’等理念的落地，其核心是数字化工厂和工业通信协议。”

她指向图表上标注的几家欧美公司和联盟名称：“他们正在试图通过事实标准或联盟标准，定义未来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和数据交换规则。

如果我们不能及早介入，未来即使我们有了先进的材料和机床，也可能因为无法融入主流工业信息系统而成为‘信息孤岛’，被迫接受别人的规则和接口，丧失主动权。”

，！

副主任听得十分认真：“秦念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仅要攻克硬件和单项软件，还要提前布局这些‘软’的规则和体系？”

“是的。”

秦念肯定道，“这需要跨部门的协同。

比如，我们研究院可以联合高校，开展制造信息模型、通信协议的应用研究和原型开发；机械电子部可以牵头，组织重点装备制造企业和用户单位，开展行业标准的前期研究和试点应用；国防领域由于其需求的迫切性和封闭性，可以作为先行试验场。

我们希望，国家层面能关注并适时启动相关方向的前瞻性布局，哪怕初期投入不大，但方向性的牵引意义重大。”

类似的谈话，她在不同部委进行了多次。

回应不一，有的领导深表赞同，认为切中要害；有的则态度谨慎，觉得概念超前，当前应更聚焦具体技术突破。

但无论如何，秦念成功地将“系统集成”

、“数据标准”

、“工业软件生态”

这些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议题，摆上了更高决策层面的讨论桌。

她就像一个播种者，在更广阔的田野里撒下可能在未来发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