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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文明社会和产业主义（第1页）

第三节文化、文明社会和产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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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0年前，大部分历史学家还把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延缓和明显的缺陷归咎于国家大量浪费以及极度的税收压力，特别归咎于逐步放弃自由贸易政策。

先是南方问题专家的争论；后来，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西斯组合式统制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可划入国家干预主义一类）的谴责，似乎都想从本质上抬高以路易吉·伊诺第为首的一批人的看法：他们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看成是国家公共生活的主要祸害，认为1887年的税率显然是经济和地区进一步不平衡的源泉，是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实力大增的、最具战斗力的工业和金融集团的强大压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根源。

1951年至1962年间，由于恢复贸易自由化和进入共同市场，意大利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使一些人重又相信这种史学上的见解。

不仅如此，某些自由贸易的主张同极其乐观地看待自由欧洲和“民族革命”

的观点极为相似，他们认为，至少到1870年或许更晚一些时候，以欧洲列强经艰苦努力达成利益共存和文明经济共同进步为基础的一个欧洲交响乐符合于商业自由的贸易体系。

当然，现实是相当复杂的，经济变革本身所引起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和国际对抗至少也起着不稳定的作用。

统一后历届政府无条件解除了海关的“武装”

，结果几乎全部放弃了民族的钢铁和机械工业，就像统一前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托斯卡纳三大区发生的那样，虽然这些地区拥有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内地。

统一后头20年，铁的生产增加了两倍，但至1880年仍未达到10万吨的年产量，而且其生产过程不完整，成分粗劣，只能进行简单的废铁再生产。

所以，意大利钢铁工业失去了——罗密欧正确地指出——“在工业发达的、原料较丰富的国家里铁路建设的发展（标志着从纺织工业向重工业，特别是冶金机械业的发展）所提供的伟大的历史性机会。”

1887年后，铁路的发展仍很缓慢，但由于逐步减少钢的进口，促进了民族钢铁工业的增长，然而到1911年至1913年全盛时期仍只占工业生产的1.5%。

在其他部门不乏一些有意义的发展因素，但这些因素只在特殊情况下或在投机活动极其活跃的短时期内出现。

例如，1871年后，即普法战争后经济繁荣时期内，北方棉纺工业继续发展，在萨莱诺和卡塞塔两地区间一些冶金机械厂和造船厂得以复苏，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纺织业有斯基奥市的罗西毛纺厂（资金2000万里拉）、坎托尼棉纺厂（资金575万）、国家毛麻厂（资金800万）;食品业有奇里奥公司和利古里亚—伦巴第公司；橡胶工业有皮雷利公司。

但是，确实不能高估当时刚起步的一些活动的意义，亦不能高估一些生产率低，缺乏资本有机组合的部门。

受统一后头10年内海关自由化严重影响的纺织工业，无法保持1870年至1873年间因法国制造业人为性危机时临时获得的阵地，几年后不得不重新后撤。

其他部门也未找到一些较可靠的、较持久的发展道路。

1871年议会进行的工业调查更多地考证了意大利生产体制缓慢地濒临死亡的情况，而很少去考证其活力和耐力的内涵。

1872年银行控制了整个股份资本的57.7%，运输公司掌握了16.7%，而全国其他企业加在一起未超过25%。

更有甚者，1861年至1880年间整个工业生产在私人生产总收入中的比重从20.3%下降到17.3%。

1876年维托里奥·埃莱纳总结统一后头15年工业发展时，指出产业工人为38.2万人，其中20万从业于丝织业（11万多是妇女儿童，他们辛劳于缫丝业，即与农业生产和农村服务业紧密相关的部门）。

1881年，人口普查结果，食品业企业的数量居首位，但规模小而分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极其软弱，每个雇主雇佣工人的平均数极低，纺织业不超过20.2人，制革业仅8.8人。

同期，棉纺工业确实取得可喜的进步：1860年至1861年仅有40万~45万纱锭，到1876年增至74.5万；原棉的消费也在1870年至1876年间翻了一番。

但是，英国棉纺工业1860年已拥有3300万纱锭，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棉纺工业的发展仍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制造业年平均增值率（按1938年价格计算）从1862年到1878年不超过1.4%，其中还包含着与欧洲经济周期发展顶峰时期相呼应的1873年，达8.4%的增长最高点。

一些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在统一后头20年内所取得的艰难发展，远未推出一些全新的内容，亦未产生一些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迹象，只能看作是1830年后创造的一些先决条件所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