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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3页）

《倪焕之》娓娓叙述了一个青春不再、理想幻灭的故事，不啻为彼时混沌不明的历史环境写下预言。

而小说所沿用的叙述方法又恰恰与西方“教育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形成对话。

后者着眼少年成长、进入社会、完成教育，叶圣陶却反写此一模式，以初始长成的少年开始，以含恨早逝的“老少年”

告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教育小说”

形式出现的小说风靡一时，叙述以主人公不加入社会，反而加入社会对立面的革命为**。

茅盾的《虹》由五四时期四川一位女学生梅行素的启蒙教育开始，一路描写她所经历的婚姻、事业挫折，以及对革命的向往与犹疑。

茅盾书写女性情怀一向拿手，此作可见一斑。

小说**，五卅罢工游行中，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已经站在上海租界街头摇旗呐喊搞革命了。

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及其他著作才真正带出三十年代“少年中国”

的要义。

《家》中的高觉慧也出身四川世家，亲历传统礼教的虚伪与败坏，以及无数青春生命的牺牲。

高觉慧的**与郁愤、呐喊与彷徨曾经引起多少同辈读者的共鸣，而当他决心冲破网罗、承担改造中国的艰难使命时，又曾经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时刻！

与此同时，沈从文写出迥然不同的故事。

沈从文来自湘西，他笔下的少男少女长在青山绿水的苗寨之间，远离革命启蒙喧嚣，另有一番风情。

但他们毕竟要接受成长的洗礼、爱欲的磨炼和死亡的威胁。

于是有了萧萧、三三、夭夭的痴迷和怅惘，或贵生、虎雏、龙朱的向往与绝望。

我们不曾忘记《静》里女孩岳珉在乱世独立危楼一角，怅望未来的孤单身影；《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那个身陷情网的小兵，见证爱与死的恐怖心情。

而《边城》中情窦初开的翠翠如此清纯却遭受命运拨弄，成就三十年代中国最为**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写自己的成长小史，从边城到古都，从少年军人到五四文青，早已是启蒙文学经典。

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乱依旧，书写青春的文学因此形成更为独特的论述。

在大后方，一方面有鹿桥的《未央歌》写出西南联大学生烽火中的真情岁月；另一方面有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写出流亡跋涉途中的儿女悲欢。

两位作者都以早慧知名，而他们的作品也不啻是自身告别少年岁月的写照。

此时，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伪满洲国的梅娘也各自以其细腻世故的笔锋，写出少女成长的代价。

张爱玲《烬余录》见证死亡的虚无、《第一炉香》刻画情欲的凶险，还有梅娘《蟹》探讨家庭关系的变奏，都是乱世的异质书写。

相对于此，解放区的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以《新儿女英雄传》这类作品突出了革命战争中的青春愿景，一心一德，反显得无比可爱天真。

在台湾，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被殖民统治的青年颓废沉郁，仿佛有无限难言之隐。

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即自书名已经道尽一代台湾作家的心声。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现的旅日少女作家陈蕙贞《漂浪的小羊》，记叙日本战败后十四岁的作者随父母几经辗转、遄返大陆定居的过程，除平实记叙少女情怀外，亦极富史料价值。

在香港，黄谷柳的《虾球传》则以孤儿虾球从社会底层力争上游、加入革命的故事，投射当时流亡文人的政治想象。

沙平（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幻想海外少年弃笔从戎、遨游祖国，既有天马行空的科幻奇想，也有呼应时局的政治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书写充满破旧立新的**，仿佛“少年中国”

的梦想一旦实现，人人必得极尽呵护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