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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4页）

但因此形成的颂歌或批判，浪漫或写实的拉锯，反而导致惊心动魄的纠葛。

这期间直接呼唤青春的重要作品一为王蒙的《青春万岁》，一为杨沫的《青春之歌》。

前者白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群高中女生的情感与意识形态洗礼，并以这群学生偶遇国家主席为最**。

后者叙述一位少女历经感情与革命教育成长为革命女性的遭遇，无异延续茅盾《虹》、巴金“激流三部曲”

的传统。

王蒙写作《青春万岁》时不足二十岁，本人就是青春的化身，而杨沫曾亲历一二·九运动，并以此背景现身说法，回想一代青年投入革命的因缘。

但两部作品命运截然不同。

《青春之歌》历经修改，出版后一纸风行；《青春万岁》却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方才问世，而其间作家本人所经的沧桑更“不足为外人道也”

。

同是青春挂帅的作品，孙犁的《铁木前传》却往往被忽略。

此作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以两小无猜的人物为主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北方农村作出生动刻画，极具艺术特色。

“少年中国”

的历史、政治实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高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青年学生，直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谆谆期许之意，不啻回应梁启超在世纪之初的宣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跨海过去，我们可以感受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青春书写。

白先勇早期有《寂寞的十七岁》，写少年男女成长的虚无与对情爱的模糊渴望。

女作家李昂的成名作《花季》也写的是寂寞的十七岁故事：女高中生因为逃课而堕入一场似真似幻的冒险，因此一夕长大。

李昂写作《花季》时的确只有十七岁，初试身手之作到今天依然触动人心。

七十年代，王文兴以《家变》震惊台湾文坛。

此作反写教育成长小说公式，描写一个少年长大成人后认识到父亲的平庸与无能，最后老父不堪羞辱，被迫离家出走的故事。

从巴金的《家》到王文兴的《家变》，现代中国父子关系至此彻底翻转。

《家变》惊世骇俗，曾让卫道之士群起而攻之。

但论七十年代最为风行的青春写作，当属朱天心的《击壤歌》，此作写青春少女的如歌岁月，情真意切。

而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在胡兰成指导下，和同伴组织《三三集刊》，颂赞中华，应是二十世纪台湾最后的“少年中国”

呼声。

在上述的背景下，当代青春叙述次第展开。

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便是众多作品的选样。

他们历经身心的锻炼，笔下纪实有了感伤与郁愤，更不乏遐想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城的“三王”

系列，写下乡知青的传奇遭遇，写化外村野的有情天地，如此扣人心弦，一时传颂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