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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5页）

另一方面，老鬼作为杨沫之子，显然借《青春之歌》为对话对象，铭刻另一世代的青春之歌。

苍山如海，黄昏如血，少年子弟江湖老，笔法又何其跌宕苍茫。

也正在此时，老作家汪曾祺的回归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汪曾祺四十年代开始创作，此刻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重新将抒情风格导入写实传统。

他写小和尚的浪漫追求，小锡匠的江湖情怀，急切抽离历史政治元素，充满民间气息，却绝不流于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崛起的寻根、先锋作家多有名作重新铭刻“少年中国”

的前世今生。

苏童的“城南故事”

系列、“枫杨树”

系列白描南方小城里的男孩女孩如何在潮湿狭仄的街头巷尾，寻寻觅觅那似乎尚未到来、却已忽焉已过的岁月。

韩少功则把焦点置于楚文化的奇山异水间，一声“爸爸爸”

的呼号，一次“归去来”

的行旅，陡然将我们的主人翁抛向那幽深莫测的楚地文明。

莫言笔下的少年或在“大风”

“秋水”

间寻觅安身立命的可能，或在“红高粱”

地里品味家族、地方史的盛衰。

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更具有象征意义，小说中的少年在十八岁生日到来之际被父亲推向独行的征途，但这趟旅行漫无目的而又意外重重，最后以暴力和荒谬不了了之。

余华的文字飘忽暧昧，点染莫名所以的巧合与错位，却生动传达八十年代的一种“感觉结构”

。

在二十世纪末书写青春，作家和读者又有什么发现？王朔的《动物凶猛》同样是以“文革”

为背景的成长回忆，但多了一分意外的惫懒和放肆。

他写出“文革”

日常生活缝隙里，意外窜出的感情牵引。

阳光灿烂的日子，幼兽的“凶猛”

欲望何处可栖，引人深思。

王朔更为大众瞩目的却是他的“痞子文学”

：我们不禁莞尔，曾几何时，“顽主”

凌驾了“新青年”

，成为后新时期的主体姿态。

就在王朔风靡大陆的同时，台湾的张大春推出《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等作，以插科打诨的风格模拟当代台湾青少年的无聊生活和无厘头的反抗，引起巨大反响。

一时之间，“大头春”

成为台湾文化偶像。

仔细阅读张大春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内蕴其中的世代焦虑和彷徨并不亚于王朔诸作，两岸的少年表述因此有了对话余地。

除此，旅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贵兴的《赛莲之歌》不妨视作马华版的《动物凶猛》，但抒情风格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