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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不知道，是欧洲公理化思维造就了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的语言促成了欧洲的公理化思维，但欧洲文化的遗传特性，在理论语言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简单地说，这构成了一张言必有理的逻辑之网，却不一定是一面言必有据的生活之镜。

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乃至经院哲学，在这种语言里水土相宜、如鱼得水，似乎只能在这一类语言里，才能获得抽象不断升级和逻辑无限演绎的可能。

王尧：你这里做的比较很有意思。

语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个大课题，现在对中文成语的使用是用减法，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韩少功：成语减少，实际上是语言弱化文化性和强化工具性的过程，是当代汉语正在简约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

我想，我这里的意思不会被误解：我并不是主张一味地多用成语，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类语言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有什么不对，更不是说汉语与英语之间只有差异性而没有交集点。

这都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侧重地看一看：汉语与英语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机能。

如果我们了解拉丁文、古希腊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王尧：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现代汉语也还在生长中，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

即使像鲁迅这样的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贡献很大，也是提供了汉语写作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汉语的使用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因为有了鲁迅，不能说我们现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事情，这过于自卑了。

韩少功：我觉得汉语还处于一个再生的初始阶段，鲁迅那一辈只是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这个阶段。

中文是世界上惟一一种延续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失的大语种，经过了白话文的转型以后，将来对人类社会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真是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空间，是一个未知数。

王尧：语言决定了认识世界基本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区分开来。

西方人有时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现象，他不能用汉语来思考，就进人不了角色。

韩少功：严格地说确实是这样。

这正像我们如果不学会外文，也不能更深人地了解外国文化。

可惜我们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学好西方语言的少，而且西方语言似乎只剩下一门英语，其他如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荷兰语就门庭冷落，小语种更是无人问津。

我在中国民航去蒙古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听到广播里有英语和日语，但没有蒙语，这种语言歧视真是既无礼又无知。

王尧：不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看他们的文化就总是隔了厚厚的一层。

韩少功：比如我们有一个中文词“国家”

，把“国”

与“家”

组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伦理，一整套农耕文明传统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么翻译和理解呢？很难。

他们曾经把中文词的“面子”

，翻译和理解成“荣誉”

“尊严”

“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