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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3页）

，以及出自内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觉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抗日战争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楚图南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侯外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图南、侯外庐对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只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

侯外庐先生是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组织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小组，而白寿彝先生是组长。

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摸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革中国通史的教学。

白寿彝先生在小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6]。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是白先生比较系统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并对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

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断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

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在《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撰述。

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讨论了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问题。

他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

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

[7]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的，从而为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论述了“精华和糟粕”

、“规律和成果”

、“理论和资料”

等问题。

其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

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

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

该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

[8]。

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