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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4页）

，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

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

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

[9]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

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

白先生的著作涉及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及中国史学史等领域；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学步集》、《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

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

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

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

。

[10]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

由此，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

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

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

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

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11]。

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矿业的发展》[12]，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文。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

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3]，尽管他本人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

[14]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

这一点，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罗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直到逝世前，他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虑，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