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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5页）

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

[15]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回族和伊斯兰教”

、“回族的来源”

、“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历史人物”

、“回族史工作”

、“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

、“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

，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

他所说的“编写新的回族史”

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

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是其中的第四个部分。

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12个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言考。

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新见解。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16]，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

不是主流，“互相打仗”

也不是主流。

有时好一阵子，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17]。

他的上述见解提出来后，使“斗争”

是主流与“友好”

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到缓和，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发展趋势之本质的认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前后约60年时间。

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

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

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

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