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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8页）

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

“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

，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问题。

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

白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

[23]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

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

。

这是白先生讲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

。

白先生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24]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

白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

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出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性质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

[25]。

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刘著撰于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

白先生的这番话，指出了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

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

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

[26]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

，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卓识，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

这在《中国通史纲要》一书中反映得尤为清晰。

本书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

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

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的看法，白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阶段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在对于每一阶段的时代特点的把握。

具体说来，白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五个方面的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租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

白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推进了前人的见解，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提出并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这在《中国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