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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1（第3页）

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四个时期，白先生对各个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层的特点、农民阶级地位的改变、地租形态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中外关系的演变，都做了概括的论述，反映了作者对此有长久的和全面的思考。

对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年代和分期，作者是这样表述的：“从1840年到1949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时代。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是这个时代的前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是这个时代的后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8]白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的年代和分期的看法，在中国史学界并不是唯一的看法，但它确是有独特见解的、系统的看法，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关于民族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和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依据，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三、民族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是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他指出：“编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

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

[9]在白先生的论述中，这三个问题都与民族有关，或者说，其核心问题是对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地位的认识，以及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民族史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关于疆域问题，白先生明确指出：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

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

[10]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范围，这是白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11]。

同时，白先生也指出：“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12]这就是说，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

这种科学态度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尊重，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论是研究、撰写本国史，还是研究、撰写别的国家的历史，都应当遵循这一科学态度。

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白先生强调两点：一是不要把眼光局限在中原地区，要看得开阔一些；二是要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

他认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

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

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

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

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