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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思想（第3页）

所有这些，都是同一定时代的民族观相关联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上存在着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的传统。

对此，白寿彝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即“古老的传说和记录”

；“多民族撰述的杰作”

；“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

。

这既是一个历史的划分，同时也显示出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如关于“古老的传说和记录”

，作者通过对《诗经》的有关篇章的举例，指出：“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猃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他在引用《尚书·牧誓》后指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

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

作者认为：“《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

同时指出这些文献中所记述的一些古代民族及当时活跃的许多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还明确地指出：《春秋》经传所记述的民族史料，因为它们是编年体史书，故还不能对民族做出比较集中的反映。

而《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记述的“政治史资料”

，其中《楚语》、《吴语》都是记述南方民族的史料，而《郑语》中也记述了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言论，都是很有民族史史料价值的内容[14]。

又如，关于“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

，白寿彝着重评论《史记》、《汉书》、《后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他这样写道：“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

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

[15]作者评论《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就，着墨最多。

第一，他从总体上评价《史记》所具有的民族史价值，写道：“《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

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

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

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

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

[16]这一段话，不仅概括了《史记》在民族史上的重要贡献，而且也扼要地指出了《史记》之所以取得这一重大贡献的历史条件。

第二，他从民族的区域分布上评价了《史记》各个民族传记所记内容的历史价值，而以详细评价《匈奴列传》为其重点。

作者评价《匈奴列传》，很宏观，也很细致。

从纵向看，《匈奴列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

的历史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

；二是冒顿称单于，写出“匈奴最强盛的时期”

；三是写老上单于即位直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

这是司马迁笔下匈奴历史的三个重要阶段。

从细致方面来说，作者指出：《匈奴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刻其人众畜物’。

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