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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思想（第4页）

对于这一类好像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

这几句话，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史史料的重视和细致观察，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揭示出司马迁对汉匈关系的独到见解，指出：在老上单于在位时，“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

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

[17]。

上面这两处评论，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的民族观和民族关系的深刻的认识。

白寿彝还从民族史的全局观念出发，指出了司马迁写《匈奴列传》的意义，他写道：“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境内。

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18]他的这一评价，是从更广泛、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出《匈奴列传》所记内容与后世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的历史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渊源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使人们对司马迁的民族观与民族史撰述之历史意义产生了深深的钦佩和崇高的敬意。

当然，人们的这种钦佩和敬意，还会因白寿彝的这一见解得以进一步地加深。

白寿彝在概括《匈奴列传》所记汉、匈关系时，这样写道：“《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委婉其词的。

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

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看的。”

[19]作者对司马迁在民族关系史上的卓识，一则反映了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治学方法，二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学家的敏锐观察力，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20]吧。

总的看来，作者对《史记·匈奴列传》所做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不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

作者对于《汉书》和《后汉书》在民族史方面的成就，也作了评价。

白寿彝写道：“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

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21]作者强调《汉书》、《后汉书》是对《史记》的“继承”

，这就越发显示出《史记》在民族史撰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当然，作者也肯定了《汉书》、《后汉书》的新贡献，即一是对《史记》的“或续或补”

，二是专立新的篇目。

对此，白寿彝做了十分具体的分析，认为《汉书》主要在资料和史事的续与补上，而《后汉书》除续与补外，还多立新的篇目，例如：“《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功力。

《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

《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像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

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

《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

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22]这一段评论，把《后汉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写得十分明确，给人们以清晰的认识，其中尤其强调了“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

，这从三国史、十六国史和北朝史看得十分清楚。

这段评论中，还兼及对《三国志》的有关评论，其记述虽简略，亦可与《后汉书》“相参证”

。

[23]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对《汉书》、《后汉书》在民族史撰述方面的评价，是把“资料”

和“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