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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思想（第5页）

分开来讨论的，认为它们在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

对此，本文就不一一征引了。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白寿彝是以《史记》为重点，而《史记》中又以《匈奴列传》为重点，兼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从而写出了“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

的基本面貌。

关于其他几个阶段的民族史撰述，白寿彝也都对它们的特点做了概括性评论。

他论“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

，指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24]

这是从总体上的评价，即指出数量上的丰富远远超过前代。

而对于这两个时期关于民族史记录之丰富及其具有什么具体的特点，作者进而论道：“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

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

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

[25]这两个具体特点是：第一，系统记述多民族重新组合的著作极少见；第二，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字撰述的有关文献，对此，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按我的肤浅理解，白寿彝在这里说的“民族重新组合”

，“组合”

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既包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包含了不同民族间的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个时期之民族史的多种撰述形式作了概括，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白寿彝认为，“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26]，这一个特点，同史学上明清时期方志的大发展和清代以“方略”

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大发展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互促进的。

而关于“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

，白寿彝指出：“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改变。”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

第四，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

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

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

[27]。

作者从民族史的撰述思想、撰述内容、历史地位和撰述形式等方面，概括地阐述了中国民族史撰述从古代史学的窠臼里走出来，这同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文中提到的几位史学家，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撰述的开拓者，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史的撰述开辟了新的道路。

白寿彝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史撰述传统时，这样写道：“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

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