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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革命政权变更与政治暗杀（第10页）

……

专门负责总统夫人安全的特工人员克林特·希尔正靠在专车后面。

“他伤势有多重？克林特，”

我问道。

“他快死了，”

他简单地回答说。

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详细情景。

我只记得一连串急促的吆喝声——“担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快将医生叫到这儿来……他来了……快，轻一点。”

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可怕的抽泣声。

我抄一条小路径直冲到了医院的走廊上。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间小办公室，这儿根本不像办公室，倒像一个电话间。

办公室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正在摆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表格。

在一个像银行出纳台那样的小窗口，我发现木架上有一部电话机。

“怎样接外线？”

我气喘吁吁地问道。

“总统受伤了，这是紧急电话。”

“拨9，”

他边说边将电话推到我身旁。

我连拨了两次，终于接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

我用最快的速度发了一个快讯：总统在穿过达拉斯的大道上遭到枪击，总统伤势严重，可能是致命的重伤。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正在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期间被暗杀（新华社稿）

我正打着电话时，抬着总统和州长的担架从我身边经过，由于我背向走廊，直到他们到距我75英尺或100英尺的急救室门前，我才看见他们。

我从窗口外的人的脸上突然出现的恐惧神情上知道他们已过去了。

我站在通往急救室的淡褐色走廊上，一边向合众国际社打电话报告枪击时的情况，一边紧盯着急救室外面，看会出现什么新情况。

这时，我眼前展开了一片忙乱的景象。

白宫新闻秘书基尔达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

警官拼命地嚷嚷，“让开！

让开！”

两位神父，手里提着紫红色袈裟的衣角，紧跟在一名特工人员后面走了进来。

一名警官中尉手捧一大瓶血浆走到走廊上，一位医生也来了，他说要将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叫来。

神父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说总统接受了天主教的最后圣礼。

他们说，总统还活着，但昏迷不醒。

总统办公室的人员陆续来到了，他们乘的车在我们后面，由于交通阻塞，被迫姗姗来迟。

当时在医院中急需电话，我将电话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紧紧抓住不放。

我不敢离开那儿，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

这时，我看见基尔达夫和白宫另一名工作人员韦恩·霍克斯从我身边跑了过去。

霍克斯边跑边喊：“基尔达夫马上要在护士值班室发表声明。”

护士值班室就在上一层楼的尽头，我急忙撂下手中的话筒，紧跟在他俩后面。

当我们一到值班室门口，就听见里头在大声地喊：“请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