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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因素（第4页）

（2）灾荒战乱会导致环境的破坏。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京的梅曾亮在给制军陆建瀛的书信中说：

道光十一年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

[30]

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

另外，兵荒之年，人们为躲避战乱或水灾，往往聚集生活于恶劣环境中，致使疫气流行[31]。

这种秽气除了一般性的污染因素外，还因为灾荒之年病人多、死人多，混入了病气和尸气所致，对此，叶霖尝言：

盖旱潦兵火之余，烈日郁蒸，尸骸之气，与亢胜之气，混合化为渗厉之毒，散漫于天地之间，沿门阖境，最易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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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之气的炽烈再加上各种秽气、病气和尸气，相互交蒸，这样，兵荒之年比较容易发生瘟疫也就不足为奇了。

2.不良的习俗

除了灾荒与战乱外，时人认为，某些不良的习俗也可能是促成瘟疫的外因，这主要表现在：

（1）对尸体的处理。

由于时人认为尸气是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对尸体处理不当，导致尸气蒸腾，自然会促发瘟疫的发生。

比如，枫泾的胡燮臣在乾隆初年所做的一份公启中指出：

窃意此等被灾，尸骸未掩者，固须厚盖深藏，即已掩者，尚宜加工挑土。

使亡者安土，无暴露之忧，邪秽闭藏，免流疫之患。

[33]

不仅如此，时人还认为焚烧尸体所产生的秽恶之气也是瘟疫发生的重要根源，因此对火葬的反对除道德考虑外，还具有卫生的意义。

比如，清初的林起龙论曰：

近有好事之辈，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夭亡尸骸，虽经埋瘗，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焚烧，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熏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

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间，即涉危笃。

虽有良医，莫敢措手，共相诧愕，咸谓天生异灾，不知致此之由。

频年以来，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证。

岂非明验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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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起龙虽不是江南人，但他的论断则为江南人广为征引或转录[35]，表明其论断已成为江南人一般的认识。

而且这种认识并不限于医家，比如，同治《苏州府志》的编纂者指出：

苏州城，生齿甲于东南诸郡，又为四方商贾之所走集，民居栉比不能容，每编户氓死，则舁尸柩畀诸火，焚烟翳空，臭达远迩，过者蹙额，其亲戚恬然安之，习为故常。

民风滋浇，戾气失和，蒸为疾疬，岁用弗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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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煤做燃料，也是导致瘟疫特别是其中的疫喉流行的重要因素。

比如，张燮在为《疫痧草》作序时指出：“古无痧疫烂喉，而今遍地多有者，或曰南人用煤，中其毒也。”

[37]嘉庆《新市镇续志》的编纂者则说得更为具体：

嘉庆戊午（三年）四五月间，里中忽有喉疹之疾……或谓人家近以石炭代薪，不知石炭有毒，北方之所以终年用之，而无他病者，盖常服水芦、菔苦、荬菜、甜浆粥等物，皆能阴解煤毒故也，大江以南岂宜用此。

诚哉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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