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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力量（第3页）

个人或集体的临事性救疫措施，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在清代江南的各个地区也都有记载，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不过，它们在数量上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却多少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

对这些举措的功效做出准确的评估，至少目前还无法做到。

不过，除非是医学上完全束手无策的凶症，社会力量的施医送药，肯定会对那些平时难得享受医疗的贫困疫病患者起到一定起死回生的作用。

因此，当时文献中多有“活人无算”

之类的记载，当不会全然是虚浮之词。

在资料搜集中，令笔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献对嘉道之际大疫疫情的记载甚多，而救疗的记录却很少，个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与在面对这种来势凶猛的新疾病时，社会力量与医学有些惊恐失措有关。

[38]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救疗的开展是以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在社会力量较为活跃的江南，尽管常常能较为全面地开展救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发挥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使救疗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

因此，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某些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

（二）日常性施疗

虽然瘟疫常常以爆发和流行的形式出现[39]，不过，散发性瘟疫更为常见，特别是夏秋两季。

因此，除了临事性的瘟疫救疗，社会还常常举办一些经常性的救疗活动。

[40]举办者既有个人，也有家族和行业公所，更多的则是社会慈善机构。

1.个人

开展经常性的施医送药，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来源，且有赖一定的制度和机构才能保证其持久运作，故以个人之力举办这类活动，并不容易，也难持久。

故而，个人活动在这类救疗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不过，此类记载还是不时可以见到，比如，乾隆间常州的钱维岳，“精医理，从学者皆精其业，尝纠内外各科设局小茅山，送诊施药，历久不倦”

[41]。

乾嘉间钱塘胡宗溥，“夏制痧药，冬制绵衣，岁施送以为常，置田数十亩以为恤厘资”

[42]。

同治十三年（1874年），青镇沈宝樾“于本镇创设施医局，就医者三千六百余人；乙亥（1875年）于家中创施外科医药，就医者达一万七千余人”

[43]。

它们多见于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也以乾嘉以后为多。

2.家族与行业

宗族和行业的会馆或公所是明清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这两类组织都具有一定的救济功能，特别是宗族。

不过，在这些救济中，对疾疫的救疗不占重要位置，可能正是因此，现有的研究很少提到这一点，就连最近一篇专门论述宗族社会救助的论文，也完全没有述及。

[44]但从笔者非常不全面的材料阅读中，还是发现，宗族对疾病的救疗，即便不够重要，也不可忽视。

比如，常州王氏的《参改义庄规条》规定：“庄内则有名医生，议定每季薪俸若干，择诚实药房，另立一折，以便登记。

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请医诊视，将方赴庄，用一戳记，到店付药。

贫苦难堪，酌给钱若干，以备零星等费。

族中贫病相连者，通融酌济，以寓贫病相扶之意。”

[45]

嘉道以后，同业或同乡的会馆公所的规条中，逐渐增加了救疗疾疫的内容，比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苏州水木匠业兴修公所，“除在香山购得□□□□为同业丧葬之地，并议各作先为捐凑钱一千串修葺，添设医药棺木”

[46]。

光绪年间设立的四明公所长生同仁会设有医局，在宣统元年（1909年）重订的条规中规定：“议每年医局助洋三十元。”

[47]此类规定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并不常见，不过，它的出现，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嘉道以后，日常的疾疫救疗已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3.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