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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诚实与不诚实（第4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说话内容的内部一致性，以及所伴随的肢体语言。

有时，我们发现自己只是信任或不信任，而不反思对错或原因。

其他的时候，信任就像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偶尔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们有责任为自己与他人评估一些现有的证据，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一种策略是，只有当有充分证据证明某人是值得信任的时候，才去信任他。

这种谨小慎微的策略是以不信任为前提的：在证明清白之前谁都有罪。

从极端的角度来看，这一策略会让我们怀疑所有人，除了我们的亲密朋友和家人，因为我们有许多机会来收集证据以证明他们是诚实的——即使是那样，我们仍然可能犹豫不决。

另外还有一种不那么极端但仍然谨慎的策略，结合我们曾与检票员打交道的经历，会较好地理解这一策略。

就算我们处于一个陌生的车站，且根本不认识这个检票员，我们也会相信他所告知的列车时刻表。

最后一种策略是将信任变为前提：我们应该信任他人，直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为止。

换句话说：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谁都是清白的。

从历史上看，这些对立的政策与两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有关——爱丁堡的大卫·休谟（DavidHume）和阿伯丁的托马斯·里德（ThomasReid）。

对休谟来说，自我负责是首要的：你必须为自己的信仰负责，只有当你有充分的、来自经验的证据时，才能去相信别人。

否则，你就容易上当受骗或成为煽动言论的人。

对休谟来说，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谁都是清白的策略，是一个最坏的策略，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里德来说，相信别人的话就像相信我们自己的感知一样。

如果我们开始怀疑感知得来的证据，我们就无法检验我们的所见所闻。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种感知与另一种感知相互印证——触摸我们所见，或者是目寻我们所听。

同样，里德还申辩道，一旦我们开始怀疑别人所言，我们所做的对证也是有限的。

假设你怀疑一位熟人告诉你的事，你可以对照参考书、互联网、其他人的言论等来证实。

但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你或许才有可能身临其境地观其行、听其言。

里德认为，如果采取证明清白之前谁都有罪的策略，那么一切所言皆不可信。

里德的追随者认为，信任的前置关乎语言学习。

如果我们认为语言很难反映事物的真实面目，那么我们就不会将词语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交流也就会停滞。

想象一下，你要从一个你认为撒谎成性的人那里学习一门新语言——这将使这项本来就困难的任务变得更加不可能。

当哲学家们陷入这场争论时，他们通常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任——我们如何才能完全信任他人的所做所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面对这个非常普遍的问题；相反，我们面临的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何时何事上信任谁。

在实际情况中，无论我们是倾向于休谟还是里德，我们都需要思考场合，以及风险是什么。

报纸声称这一整个星期都是晴天，你能相信吗？如果你只是想要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晾干，那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正在决定是否为一场昂贵的户外婚礼做担保，那就不能轻易相信了。

你能信任你的邻居在你度假时会照顾好你的宠物吗？如果只是每周喂一次你的金鱼，当然可以。

但如果是要提供特殊饮食且每天都得散步两次的大丹犬，那就未必可信了。

风险较低时，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据；风险较高时，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

特别是当我们的信任决策会影响到第三方并要为此负责时，就需要更加谨慎。

丹·斯佩贝尔（DanSperber）和他的同事研究了我们对信任情境的反应，试图确定我们是预设信任还是不信任。

正如里德所言，预设不信任的门槛太高——在许多风险较低的情况下，谎言似乎相当少见，寻找值得信任的证据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多于偶尔被骗的损失。

但我们需要对风险、环境以及内容可信度的变化保持敏感——“认知性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