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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诚实与不诚实（第5页）

（epistemice）是关键。

斯佩贝尔用我们在拥挤的街道上行走时的警觉做了一个类比。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别人不要撞到我们，可我们也不会不停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轨迹。

但我们其实是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低水平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监控，一旦有什么事情好像要出问题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一理论中，警觉是信任的基础。

印度哲学中的正理派[3]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它较早地给出了一种类似斯佩贝尔的信任观点。

与里德一样，正理派思想家指出，在每位演讲者讲演之前，我们无法评估他们的信用情况：我们有权直接接受，除非我们清楚怀疑的理由是什么。

与斯佩贝尔一样，他们认为无意识监管的做法是关键：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而不必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意识地审查证据，并辛辛苦苦地得出结论。

只要你有能力注意到不一致或错误，你就不必考虑每个细节。

认知警觉的习惯是从小但不是非常小的时候养成的。

4岁以下的儿童很难理解蓄意欺骗的概念，甚至难以理解不同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学习什么时候应该怀疑、什么时候应该相信，是需要由许多不同的认知机制做支撑的，每个孩子会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出这些机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酒井厚（AtsushiSakai）以日本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以及非双胞胎兄弟姐妹为研究对象，调查了他们对朋友和家人的信任程度，以及他们感到被信任的程度。

他发现，在不考虑任何遗传变异的前提下，环境的某些因素影响了信任的态度和被信任的感觉。

虽然我们不清楚环境中的哪些因素是关键，但至少它否定了一些人天生就易信，而另一些人天生多疑的说法。

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有关声誉的社会事实。

无论是好是坏，关注声誉是如何被创造和维持的就变得至关重要。

绅士与良好的声誉

在17世纪的英国，只有一部分人是绅士。

绅士需要财富、出身和性格三者的恰当结合，但这三者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人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仅仅有钱是不够的——不然只是暴发户——但贫穷又无法支撑绅士的生活方式与礼仪。

出身于一个“好”

家庭显然很重要，尽管一个地主也可以像伟大的老约克公爵一样成为绅士；的确，那些社会高层的政治纠葛可能会让他们很难像温文尔雅的绅士那样行事。

得体的绅士行为是内在美德的外在标志，尽管不同的传统在不同类型的美德上各有侧重。

骑士传统把荣誉、尊严和血气之勇放在首位，但这些特征与基督教温顺、谦逊和自制的美德相冲突，后者以上帝的最终审判而非世俗的名誉为生命之终极目标。

无论如何，绅士都会一诺千金，人们也相信他会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像那些不可靠的下层民众。

无论他是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或陪审员，还是在科学领域作为科学发明或实验报告的记录员，他在各个方面都诚实可信。

至于劳苦大众、仆人，以及大多数妇女都是不可信的，尽管在当下，这多少有令人生厌的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之嫌。

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关于绅士乃是财富、出身和性格的结合的观念，为绅士的诚实提供了解释。

财富是自由的钥匙，因为绅士没有义务为他人工作——他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所以他可以自由地说出真相。

他在各方面都是值得信任的，相比之下，佣人或妻子不能独立于他们所依赖的雇主或丈夫而发言；同样，商贩走卒在说实话时也得考虑对生意是否有利。

诚信是声誉的一部分，所以满口谎言会让其声誉受到玷污，而社会底层的民众没有声誉的约束，所以在不便实话实说时，他们无此方面的动机。

事实上，质疑一位绅士的诚信就是质疑他绅士的身份，而指控他撒谎是一种严重的侮辱，这在决斗文化中已经有些形式化了。

通常，应战要好过挑战，因为应战者一方有权利选择武器。

因此，如果纠纷产生了，两位绅士都会想方设法让对方先提出挑战。

而“背信弃义”